六十二 “老船长”的眼光

航船上，老船长总是手持望远镜，注视着远方。

在华西医院这艘大船上，吴和光就是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他总在寻找引领现代医学发展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新的航标灯。

难怪吴和光严格要求他的研究生必须用英文写病历——那些病历，他要亲自过目，仔细修改。他经常对学生说：“我们地处内陆，国际上的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只有掌握最新的前沿医学知识才能了解到国际医学新动向、新技术。如果你们不能熟练使用英语，等于是睁眼瞎。一个睁眼瞎，怎么知道前进的方向呢？”

国家补贴给吴和光的博导经费，他全拿出来，让学生们买专业书，订专业杂志。他说：“这是最起码的投资。”

器官移植，是世界医学又一个难以攀登的高峰。

器官移植是活性移植，要取得成功，有三大难关需要攻克：一是移植的器官一旦植入受者体内，必须快速接通大大小小的血管，以恢复输送养料的血供，使细胞得以存活；二是切取的离体缺血器官在常温下很短时间内就会死亡，所以要设法保持器官的活性；三是移植的器官来自另一个人，受者的身体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排斥反应，导致手术最终失败。

现代器官移植的历史并不长。1954年，美国人完成了世界上首例肾移植手术；1963年，美国医生进行了世界上首例肝移植、首例肺移植手术。可是由于排斥反应，接受器官移植的人，都未能存活太久。

1977年，上海瑞金医院的林言箴教授主刀，做了中国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手术后，病人存活了五十四天。这在当时已属于世界先进水平。

1976年，吴和光组织临床多学科的专家教授协同合作，在国内倡导开展器官移植，并组织二十六个医疗单位协作开展肝肾移植及灌注与保存技术的研究与临床实践，成功实施自体肾移植后，又领导并组建了肝移植协作组，建立起跨学科、跨专业，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医疗和研究小组，开展了肝脏移植的临床研究与医学实践。

肝移植攻关的主力，是吴和光的高足严律南。

严律南1967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后获得四川大学医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多年后，当记者问及他为什么会投身于器官移植时，他讲道，他遇到过一个六岁的可怜的小男孩，小男孩面黄肌瘦，一双深陷的大眼睛，充满了求生的渴望。他为小男孩做完检查后发现，小男孩长有巨大的肝母细胞瘤，唯一的求生之路是肝移植。但当时的医院，并不具备肝移植手术的能力，没能挽救这个孩子的生命，使严律南充满了揪心之痛，这也让他下决心“用一生的时间来攻克肝移植难题”。

吴和光看重严律南的勤奋好学、才华出众，更看重他的善良，他的“医者仁心”。

1999年2月，华西医院进行了第一例临床肝移植手术，五十二岁的患者罗某某是第一个接受了异体肝移植手术的患者，他至今还活着。这标志着严律南团队高度掌握了肝移植技术。

在三十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严律南及其团队累计实施肝癌手术八千余例，临床肝移植一千四百多例，取得五年生存率达百分之八十三点五的良好成绩；开展活体肝移植三百九十四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8年，严律南荣获“中国医师奖”，被誉为“肝移植领域的时代先锋”。

作为一名领航人，吴和光还特别关注生物医学工程学的进展。

早在1943年，吴和光就发现，外科手术用的缝合线，大有学问。澳大利亚制造的羊肠缝合线，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他创造性地提出并亲自采用蚕丝纺织的丝线进行肠壁及腹膜手术的缝合，经临床实践证明，丝线对人体组织是一种生物相容性很好的缝合材料，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从此，采用蚕丝线缝合外科伤口在临床上开始得到应用，并逐步为国内外外科界所广泛认可。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了紧跟国际新兴学科的发展，开拓我国处于萌芽状态的生物医学工程学，吴和光多次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商议，共同向国家有关部门呼吁，支持新兴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为这门边缘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吴和光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先驱，也是四川省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奠基人。

1978年，吴和光奔波于成都科技大学和四川医学院，邀请康振黄教授、乐以伦教授，联合四川医学院的陈安玉教授、薛振南教授和陈怀卿教授，建立跨学科的技术交流，共同参与生物医学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了技术难度极高的牦牛心包瓣膜的研制及应用工作。在上述两院校中，率先建立了国内首个生物材料和人工器官研究室、生物力学实验研究室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室，同年建立了中国首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此外，吴和光还大力支持重庆大学吴云鹏教授、重庆医科大学李宗明教授建立血液流变学研究室。他不仅致力于在川渝地区推进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并陆续建立起医用高分子材料、医用热解碳材料、人工器官等许多新兴的生物医学工程分支学科的研究所，还获国家批准，率先在国内成立了与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有关的硕士点、博士点，招收硕士和博士，开展专项研究，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优秀的生物医学工程人才。这些人现在已成为国内外高校、医院、企业的中坚骨干，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