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

东汉延康元年，曹操病死后，其子曹丕在洛阳代汉称帝，改元黄初，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魏明帝太和三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国号吴，同年九月，迁都建业。这样，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了。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三国间的征战不断，而后是魏灭蜀汉，魏国大将司马炎又夺魏建晋，到西晋太康元年西晋灭吴，天下归于统一。后世一般将220年到280年这段历史称为三国时期。但史家一般又将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的初平元年定为三国时期的上限，尤其是三国奠基的重要历史人物曹操、刘备、孙氏父子及其文臣武将，大多活跃于东汉献帝时期，所以本书亦以初平元年为三国上限。

东汉王朝的后期，宦官外戚专政，政治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灵帝时，皇帝公开出面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那些人用钱买来官后，再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得起而造反。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多年中，有史书记载的农民暴动就有八十多次，人数从数百人发展到了数万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严可均曰：‘疑当作民不’）必可轻！”可见，百姓已经达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中平元年终于爆发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黄巾起义。他们以道教的一支——太平道为组织纽带，把道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以“黄天泰平”为口号，公然要推翻“苍天”东汉王朝。

东汉王朝的统治者预感到灭顶之灾的到来，匆忙集结力量来对付黄巾军。东汉外戚何进受命为大将军，将兵屯驻在首都洛阳都亭，部署守备；并在洛阳四周设立八个关戍，派兵防守，确保洛阳安全。为了挽救危局，东汉王朝宣布赦免党人，解除党锢，还要求各地的豪族武装起来，与官兵合力阻截农民军。同时，调发天下精兵围剿黄巾军，派出卢植、皇甫嵩、朱儁这样一些强将实施镇压。因为卢植战绩不大，后来又改派董卓出战。这些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和地方武装，为了共同利益，可以对黄巾军拼死一战，而一旦起义军被镇压下去，这些人往往又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

很快，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也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黄巾大起义以后，东汉政府想组织一支新军，来加强保卫首都的力量。这本身涉及了权力分配问题。中平五年，在西园成立了统帅部，即所谓的“西园八校尉”。被灵帝倚重的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也就是全国的最高统帅，连大将军何进也成了他的部属，要受他指挥。“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为中军校尉，也就是蹇硕的助手、副统帅。这样的安排，本身就隐藏着政治上的危机。

想不到组建“西园八校尉”的第二年，灵帝病死了，各种势力之间的暗斗一下子变成了明争。何进是何太后的兄长，新立的少帝的舅父，这样何进就堂而皇之地实现了秉政。袁绍对何进说，你要当政，就应该杀死宦官蹇硕。何进觉得此言甚是，就与袁绍联手把蹇硕一家大小都杀了，袁绍也顺势取得了“西园八校尉”的指挥权。后来，何进和袁绍又商议想杀尽宦官，可这得不到何太后的支持，因为她本身就是靠宦官支持起家的，所以她不愿那样做。何进就想以中央名义调西北军董卓入京，借他的手杀灭宦官。不料走漏了风声，宦官的一位首领先下手为强，杀死了何进，并劫持少帝出走。袁绍在这种形势下大开杀戒，一下杀了两千多个宦官，差不多将宦官斩尽杀绝了。就在这时，董卓也率西北军赶到了洛阳城。

邀董卓入京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失策。过去一些史家常把董卓入京后的杀戮归咎于他所带领的这支队伍中的胡族和羌族雇佣兵。这样说是不公允的，也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其实，董卓本人是一个十分残忍的军事首领。他领兵进入洛阳后，逼迫何太后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汉献帝），之后又毒杀了何太后与少帝。董卓还多次纵容士兵“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后汉书·董卓列传》），这些都是由董卓的残忍本性决定的，可以说与少数民族的雇佣军没有多大关系。

董卓杀何太后和少帝之后，直接将矛头指向袁绍等反对派。袁绍觉得一时斗不过他，又怕为董卓所害，就逃离了洛阳，奔走河北，组建关东联军（潼关以东诸州的联军），声讨董卓。董卓见袁绍与他作对，便杀尽袁氏在京师的亲属。董卓的倒行逆施，引发了众怒，不少地方兴兵讨伐董卓。

董卓在洛阳站不住脚，就挟持汉献帝退到长安。到了长安以后，董卓又大开杀戒，弄得人人自危。经何进、袁绍、董卓这样几度折腾，到汉献帝建安元年，全国已经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两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孙权之兄）占据扬州的江东部分；张鲁占据汉中。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袁绍和曹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