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江南经济

吴在江东立国，在对我国东南地区的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东汉以前，江南地区的经济是很落后的。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北方，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都在北方。南方被认为是蛮荒之地，没有人肯花大本钱去开发。东吴是江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集权的政权，管理能力比起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楚诸国要强得多，当然面临的压力也大得多。东吴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压力，后来变成了提升经济水平的巨大动力。

开发江南需要人力、农田水利、科学文化以及切实有效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条件。

当时吴地地广人稀，连年战争加剧了人荒现象。但是，随着东吴政权的建立，社会秩序渐次稳定，这样就吸引了大量北人的南迁，包括世家大族。在东吴定居下来的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有宗族、部曲三百多口的临淮东城人鲁肃，有客百人的汝南细阳人吕范，有僮客八百的南阳人甘宁，以及出自庐江周氏的周瑜。他们虽然是外来户，但是很快就融入了东吴的统治核心，因此思想观念上已与当地的孙氏集团血脉相通了。他们原本处于社会上层，掌握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与这些大族相伴南下的还有大量因战争而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流民。建安十八年江北的自耕小农不愿沦为屯田客，一次就流入东吴地区十余万户。这就为东吴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

东吴发展生产的另一劳动力来源是所谓的“山越人”。他们实际上就是由于战争、犯罪、逃役等原因而遁入山林的越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一条注中说：“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寇扰郡县，盖自此始。其后孙吴悉取其地，以民为兵，遂为王土。”（《资治通鉴》卷五六）在汉灵帝时已有山越造反并被剿灭的事，说明山越由来已久。东吴政权建立以后，为了与魏、蜀相抗衡，需要扩大兵源、税源和劳动力资源，这就有了大规模征讨山越之举。

东吴地区多河流湖泊，亦多高山和丘陵，经过汉末几十年的积累，所谓的“山越人”是很多的，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有数十万人。东吴名将陆逊的起家就与山越有关，“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这些长年盘踞在会稽山的山越人，后来被陆逊以“召兵”的形式招安了，成为他最初起事的一支队伍。鄱阳地区的山越首领叫尤突，投降后被封了一个定威校尉的官，“军屯利浦”。再后来，陆逊又给孙权建议，对山越武装进行收编，“取其精锐”，扩大军队。当时丹阳的山越武装首领费栈已经接受曹操的印绶，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于是，“权遣逊讨栈”，最终扫平江东三郡的山越，“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这次获得的山越民众，单是“强”者就有数万人，加上“羸”者，估计得有十来万人吧！事实上，不管是被拉来当兵的，还是“补户”成为自耕农，或被派去屯田的，这些人都是重要的劳动力。

有了劳动力，还需要把他们很好地组织起来。建安初，孙氏仿曹操实行屯田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了孙吴统治的结束。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的有溧阳、湖熟、于潮、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的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的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的有柴桑等，在今湖北境内的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

与屯田和垦荒配套的是水利建设。孙权在黄龙二年筑东兴堤以遏巢湖，赤乌四年凿东渠，阔五丈，深八尺，以泄玄武湖水，使它倾注到秦淮河中。赤乌八年，凿句容中道，同时开凿破冈渎，把秦淮河截断，使之与破冈渎贯通起来。赤乌十三年“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之后，还开凿了从云阳到长江的运道，这是后来江南运河的雏形。吴国维持的年月虽不算长，但在水利建设上还是颇有建树的。

吴国发达的水路交通，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在建安郡的侯官、南海郡的番禺等地都设有当时规模很大的造船厂。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的一段资料说，孙皓受降时被西晋接收去了“舟船五千余艘”，船只大小不一，大的船有上下五层，最大的可容乘客三千人。造船中心设有典船都尉，监督造船的质量。

为了开发江南、发展农业，孙权可说是做到了不遗余力。黄武五年，出现了“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相对平和的新形势。这年春天，孙权就发布政令，要求东吴上下抓住这个时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正在这时，大将陆逊上奏道，现在全国最基本的问题是“所在少谷”——老百姓少谷，军队也少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军队“诸将增广农亩”，也就是利用难得的战争间隙投身到垦荒务农中去。孙权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孙权说“今孤父子亲自受田”，学古圣人的样，“与众均等其劳”。一个君主，动员全家老小一起下田农耕，这对民众是多大的激励啊！

科学是农业发展的动力。东吴时期与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天文、地理、生物学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吴人陈卓在天文星象研究上有很大突破，他构建成了有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恒星组成的全天星官系统，并绘成圆形盖天式星图，成为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标准。陈卓的全天星官系统沿用了一千多年，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东吴时期撰述各地州郡山川、四时节候、文物古迹、风俗物产的“地记”大量出现，对生产事业也有推动作用。陆玑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分上下两卷，其中有着丰富的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上卷为植物，收录草本植物八十种，木本植物三十四种。下卷为动物，有鸟类二十三种，兽类九种，虫类二十种，鱼类十种。作者对动植物的形态、性状、属类做了辨识，可以看作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经验总结。

在上述种种条件的推动下，江南经济在东吴时期有了不小的进步和发展。农田普遍得到了恢复，还出现了围滩涂造田的景象。永兴地区还出现了精耕细作的稻田，据说一亩可产米三斛。一斛也称一石，按三国时期的衡制，一石等于四钧，一钧等于十五公斤。那么，永兴地区的一亩田可产大米一百八十公斤了，这个产量在一千多年前当然算是很高的了。

吴的丝织业也有了不小的发展，民间普遍喜欢绫绮之服，一些文人好以蚕织为诗赋的题材，这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反映。南方民间主要的副业生产是绩麻，麻布的产量要比丝织品大得多。除了民间的家庭纺织业，还有政府官办的纺织机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冶铁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产铁之郡都设有冶令或冶丞，管理采铸事项。东南沿海一带产盐，煮盐手工业在沿海一带也发展起来。政府在海盐、沙中设有食盐产销的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