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岭南的开拓
何谓“岭南”？就是指我国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大山）以南的大片疆土，大致包括现今的广东、广西等地。从当时的情况看，北方的经济比江南发达，江南的经济比岭南发达，岭南长期处于较为落后的境地。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拓，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突破性的长进和发展。
岭南地区与祖国大陆的其他部分山水相连，很早就有了往来和联系。在我国的古文献《尚书·尧典》中，就有“申命羲叔，宅南交”的记载，蔡沈注：“南交，南方交趾之地。”这句话的意思是，帝尧一再命令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叔要到岭南的交趾之地去建立基地。《墨子·节用》和《韩非子·十过》都说到过“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尧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传说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联系的依稀记忆。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禹定九州、各地来贡，“至于荒服，南抚交趾”的记述。把交趾列在荒服中，说明其地十分遥远。《逸周书》中也讲到了向商朝进贡的方国中就有仓吾（苍梧）、南海等。这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夏、商、周三代时中原地区与岭南已经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
岭南地区在秦汉时期就与中央政府建立了实际的行政关系。秦始皇三十三年，设桂林、象、南海三郡，这是史有明文的。桂林郡包括广西北部、东部和广东西部。象郡包括贵州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和西部。南海郡包括今天广东除去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郡治在番禺，下设四县。当时这里的经济文化确实大为落后于其他地区，中央政府的直接介入，对岭南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汉武帝在那里设立了交趾刺史，看到的景象是：“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徙跣，贯头左衽……”当时管理者采取了十分务实的做法，“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这是西汉中期的情况，当政者采取的是一种既传播中原文明，又尊重当地民情风俗的做法。从汉初到三国四百多年间，基本上坚持了这种对岭南民众进行教化的方针。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在不断发展。
三国时期，直接与岭南地区交往并建立行政管理机构的是东吴政权。东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既妥善又切实有效的。康僧会是三国时期的高僧。孙权为他建立江南第一所佛寺——建初寺，这是佛教在南方正式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和信仰的开端。岭南古代属百越，自先秦开始，随着中央政权的军事戍边、中原居民的避乱南迁和高官士宦的贬谪，这里与中原产生了持续不断的交流。三国东吴以后佛教传入广州，据载，南北朝时由海路来广州的中外僧人很多。这些僧人兴建了广州最早的一批寺院。这里就东吴对岭南的开拓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其一，强化管理机制。
事实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岭南的管理机制一直在强化。汉武帝时，将岭南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统称交趾刺史部，交趾刺史部的治所设在苍梧广信，作为常驻在岭南的监察机构。东汉末年，改刺史为州牧，直接掌握一州的军事、行政、民政大权，成为高于郡守的地方一级长官。岭南的行政机制随之产生了重大变革，政府将交趾刺史部改为交州刺史部。三国时，东吴势力深入岭南，实际上控制了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东吴建番禺城郭，随之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到了番禺。随后，又将交州分为两部分，一为广州，一为交州。广州辖有南海、苍梧、郁林、桂林、高凉、高兴六个郡，拥有今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州治在南海郡的番禺。交州则有合浦、珠崖、交趾、新兴、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八个郡，拥有今雷州半岛、广西南部、越南北部和中部等地，州治在交趾郡的龙编。这样，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移到了东吴建造的番禺城及其附近，有利于岭南文明程度的提升。
其二，委派得力官吏。
东吴委派到岭南负责监察管理事务的官吏都比较有才气，也比较务实，因此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拥戴。建安十五年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以两万精兵征服了岭南全境，使岭南地区真正归附于吴。步骘重建番禺城，新设广州建制，可说是强化岭南统治的妙招。被世人赞誉为“学识规纳，为吴良臣”的薛综，据《三国志》中其本传记载，“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说明他虽然不是岭南人，但是在岭南长期居住、学习。后来，又应召当上了五官中郎将，被授职为合浦、交趾太守。在任职和去职后，都对岭南的管理提出过许多好建议。
其三，提升文化实力。
岭南与中原其他地区的差异，说到底还是文化实力上的差异。因此，有识见的人士主张治岭南不应该主要靠军事镇压，而是应该靠文化教养。这是完全正确的。早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到岭南交趾、九真任太守的锡光、任延，就开始创办岭南首批学校，开岭南官府办学之先河。继之有东汉末刘熙、黄豪在广信办学，很受当地民众欢迎。三国时的会稽郡人、经学大师虞翻，是个有学问又孤高自傲的人，后来与孙权闹翻了，被贬官到了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番禺。但他根本不当回事，“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他不只讲《春秋》大义，还讲《老子》《论语》《国语》，后来他将对经典的训注写成书，在岭南影响非常之大。虞翻开了岭南私人办学之风尚。这一时期办学中心在广信和番禺。凡是办学风气大盛的地方，社会生活也比较安定，社会风气也好。
外来人士的兴学，促进了岭南本土知识精英群体的形成。以广信籍的“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四士”（士燮、士壹、士?、士武四兄弟）为代表的一代名儒的出现，说明当时岭南地区已经有了属于自己地域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研读的是《春秋左氏传》，可见当时形成的岭南雅文化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传承过来的。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岭南的生产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一年两熟的“双季稻”的普遍种植，是岭南经济有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桑蚕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岭南人织出的高质量“八蚕之绵”行销各地。岭南的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琉璃、孔雀等奇货宝物，也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东吴各地，说明那里的商贸业也发展起来了。岭南原是地广人稀的处所，这时人口也多起来了，还出现了像番禺这样的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