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序 自由江湖的虚实（1）

一部传统中国文人宝爱无已的语言极品被张远山坐实了。支离破碎的文字被理顺了，晦涩难懂的文字被明确了，意象丰富的角色被格式化了。这是一般读者的幸事，是大众的幸事。

如同张远山自己的文字是审美叙事和科学叙事的完美结合一样，庄子的文字经张远山的揭示，也不再属于先秦中国的前逻辑叙事，而是审美、历史和科学的完美结合。

在当下无数的写作者中间，张远山称得上独特。他不属于各种类型化的职业写作：比如专业业余一类的作家、学者学子教授、知识分子、报刊评论员、自由撰稿人，等等。写作之于他多是一种生活的经验和表达，是一种生命的完善形式。因此，不仅他的文章当得起“敬业”，而且他的尊严、敏感也直接向读者呈现。因为属人而不属类，他跟世界的关系更多是一种自然的呼应，他的存在之声更多是自然而然的收获。他没有暴发、暴热、爆炒。他的写作范围极广，政治、语言、思维、文化、经济、影视、国际关系，他都有所涉猎，但他又极为固执地守着启蒙时代的言说风格，即一个作家的本色，朴素、明理，他拒绝征圣作文，代圣立言，以学理分析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思维坚实的生命体，他自己就是学理。

这是我几年前在一篇未完成的小文里所写的一小段，后来因故没有写完。我跟远山联系不算多，但大概知道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写作目的性极强，我在最初的交流中隐约猜到他的关怀，借用马悦然先生的一句话说，他的心在先秦。借用张远山读者的话说，他有“试图恢复先秦诸子思维的磅礴思力”，有“脚踢三山五岳的气概”。借用庄子的话说，他由现实出发，变化多端，怒而飞，终则将徙于先秦或说“南溟”。

在近年的写作里，张远山开始点题，他一再提及庄子对他的影响，甚至说他写任何书都是为了弘扬庄学。由此可见先秦诸子尤其庄子在张远山心中的重要性。

读张远山的《庄子奥义》，跟着张远山的思路看一遍庄子。最初的印象是想起了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明确宣告的：“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这部历史目前就能加以讨论。因为必要性本身已经出现。未来正以一百种迹象倾诉着自己。”

张远山明确告诉我们：他要叙述的是千年间被遮蔽的庄子奥义。《庄子》一书遭到了以郭象为首的儒家注疏者长达一千七百年的篡改曲解，致使庄学奥义千古沉埋，鲜有知者。在刘文典、闻一多、王叔岷等庄学前辈的基础上，校勘出近真的庄子。经他校勘的“内七篇”，总计补脱文98字，删衍文82字，订讹文67字，移正错简114字，更正文字误倒15处。厘正通假字、异体字198字，篇内重复不计。纠正重大错误标点10处，小误不计其数。复原近真的“内七篇”，总计13723字。

张远山笔下的庄子是尼采那样的先知，张远山坐实的庄子如此明确宣言：他要叙述的是往后千年间的中国历史。他要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专制主义的降临。

这样还原性的发明发现在张远山那里不可胜数。跟道教尊奉南华真人不同，跟传统中国文士喜好庄子不同，张远山的工作，是把庄子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提供给中国社会的精英大众，甚至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人类。

传统文明经典的命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旧约》、《新约》的正典化、经典化就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一批圣徒、使徒、贤士、牧师前赴后继，翻译、辩经、问难、会议，从而不仅确立了基督教的经典体系，而且给社会大众提供了立身处世的背景文本、生存共识，或说思想资源。同时，《圣经》的确立，也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经典体系的进化，起到了直接促进的作用。这些文明社会无论如何与时俱进，他们的精英和民众有一个可通约的文本资源，他们的经典。

轴心时代的中国经典传播大概算是一个例外，老子庄子是早有预感的先知，庄子预言说，道术为天下裂。除了孔子学说演变为“儒术”为人所尊，大部分经典的传播“花果飘零”，在师徒、书院之间流布，墨子、公孙龙子等等甚至无人传承，惠施、杨朱更是文本都失传。即使传统中国儒术在皇权的推动下进行普及，我们的士农工商阶层从中得到的仍只是片断，是如黑格尔说的“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何况即使这样的片断，也有着见仁见智的分歧，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跟《圣经》具有的神正目的论和彼岸世界不同，传统中国人很少能从自家的经典中获得一个完整世界的图景。即使体制化后的儒术，也有着汉儒、宋儒的分别，从董仲舒到朱熹，每个人强作解人，成就了其为秕糠陶铸下的圣贤。

进入近代、现代，先秦经典的命运更为曲折。一切经典都是历史叙事，所谓六经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世界是平的；但近现代中国上演现代化叙事而有着可观的权宜之计，这一现代化进程先后宣布了跟传统、西化等等文明资源的决裂，先秦经典因为科举被废除以及随后的新文化运动而遭到废弃。丰富的经典及中国史被简化，以至于今天中国人谈论自家文化，号称有五千年或万年历史，但生存之简陋实如无家教之人。

关于传统中国经典，最可叹息的事实仍在于，现代化进程有百年启蒙之功，但经典仍是一笔糊涂账，一笔众说纷纭的烂污账。以学人士子角度，读《论语》有钱穆的、杨伯峻的、李泽厚的、南怀瑾的、李零的等几十家版本，读《老子》有任继愈的、陈鼓应的、杨鹏的等几十家版本……学子如此“往而不返”，不免伊于胡底，那么大众呢？老百姓呢？他们也只能得到一点儿教训了。

我曾经断言：“我国知识精英的一个误区，就在对经典的态度上过于着相。也许他们想过要传播大道，但他们有意无意抬高了大道之圣境，他们也更多地希望自己的名字跟大道、圣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论语》也好、《道德经》也好、《周易》也好，中国先秦的经典仍属于‘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式的各家各派的。由此想到了历史上中国的高僧大德为翻译佛经的故事，还有中外传教士翻译《圣经》的传奇，他们都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但他们大多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他们很少把自己的名字硬放在经典的首页或扉页，他们的态度是虔敬的。他们是经典和大众之间真正的中间物，是桥梁。他们一方面熟习经典，一方面面对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