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序 自由江湖的虚实（2）

这样比附中国经典跟圣经佛经，当然有所偏颇。何况传统中国经典的现代转化过程远未完成，借助于其他经典文明的思维工具，对传统中国经典的把握甚至有优势捷径。虽然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多走了弯路，但我们可以肯定，传统中国经典，无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等，都最终属于大众，属于文明社会的每一个体。就像不少出国门者对人家问起孔子老子有印象一样，我们中国人也最终会对自家的先贤致以敬意。

在无体制或学术圈的支持下，张远山孤独地研读庄子数十年，这种收获的初步成果就是《庄子奥义》。与其说张远山是以学者的姿态进入庄学领域，不如说他是以一个现代普通中国人的身份与庄子交友。数十年的交情非浅，因此张远山谈论庄子自不同于一般的学者。如果说一般学者谈论庄子多是客观的表述，远山的谈论就带了感情；一般学者多是神而玄之，故作高深，远山的谈论则要通俗得多。庄子这样的经典叙事，在张远山笔下，仍只是先知个人因时应世的寓言式表达。如果一般学者谈论中国经典让人更多想到的是“附会”二字，那么张远山谈论庄子更多让人想到的是坐实。

张远山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最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作家。他坐实的庄子奥义在其思维层面几乎完全自恰，从考据、训诂、义理、词章等角度来挑剔他的庄子也似乎无济于事。学究们爱较真于庄子的一字一句的本义，诗人们则被庄子语言的迷离汪洋所吸引，人们都从庄子宝山各有所得。而张远山则是试图站在文明史的制高点上，对庄子进行总体性解释，还原了一个轴心时代中国人所具有的与上帝争胜的人生创造。

在西周、春秋数百年间“板荡”的过程中，所谓礼乐崩坏，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崇天”一类的对上帝、天的信仰，在此期间转化为对其怀疑，以及对人道的看重；《诗经》中出现了不少对天的咒骂诗句。“民为神主”的原则，甚至“人定胜天”的思想也开始产生。封建礼治时代的终结，使得遵循千年之久的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故，巫史、公门、贵族、大夫、士等阶层人物成为过去，上层社会甚至出现了一系列先知为这个时代送行。从芮良夫，到叔向，到季札，这些先知预言人事的机会和能力空前绝后，但他们大多无补于时，无济于事，无力为一个衰败的季世及其未来立心立命；他们多只是为随后来临的老庄孔墨孟韩诸子开辟了道路。在当时，人生多艰，民众更只是君王争霸游戏中的工具而已。

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庄子，可以说四顾苍茫，一无凭借。如果说先知们还有公门巨族，有贵族传统，甚至有君王们可以依靠，孔子墨子们对君王还有幻想或权宜，新时代的鄙夫小人可以暴发地忠实于军功王霸等富贵小康游戏，那么庄子则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因为一无依傍使他能够大鹏扶摇九万里背负青天看到天地正色。他在无数先知们的基础上，获得了人的自觉。这种自觉使他较同时或先后的先秦诸子更彻底地把握了文明和人性的秘密，他看到了先知们所依靠之虚妄，也看到人性的宿命，人的无知和有限之知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王权统治。

庄子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尽管他有弟子，但他和弟子们都知道，这不是他们的时代。庄子和弟子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表达秘密和真相，以待来者，如君子明夷之际而待另外时空的知己，能够叩访，能够悠然神会，莫逆于心。

这个工作是如此出色，以至于中国文化千年幽暗，仍有庄子安慰了向上的精神。庄子成为“轴心时代”东方大陆上进行“哲学突破”的最高峰之一。相比于其他高峰，庄子思维大大超前了。如果说所有为人类社会立言立法的宗教领袖、巨子圣贤都能及物，及时地用世报世，至少能被王朝、阶层、民众等假借，但庄子是最不可被假借的。他超前于时代，超前于文明社会，也超前于遭受文化污染和匮乏之苦的精英和民众。

庄子是先知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已如前述。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是的，所有那些秕糠般的尧舜、朝三似的猴子、嗒焉丧圣人父母如丧天下的民众，以及那些代大匠斫的大知小知们，都接受了人性的最高审判。

庄子同样是先知意义上的哈耶克和波普尔。后两者贴近极权社会观察，可以从容思考《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和《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所有这些命题都在庄子那里考虑过了。庄子没有观察的对象，只有片断的历史、名词和形迹可疑的人性萌芽。但庄子以简驭繁，完全把握住专制社会里的种种丑态和罪苦的命运。比起西方哲人的繁复论证，庄子有着寸铁锻造拷问人心的力量。

庄子也是先知意义上的海德格尔和萨特，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在庄子那里有着最温暖的关怀。

从张远山还原的庄子看来，两千年来的读庄者都误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