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天敌，正解招杀（2）

千年以来，治庄者都误以为这是苏轼的真心话，因而盲从郭注的治庄者赞其卓识，反对郭注的治庄者斥其糊涂。两者均未听懂苏东坡私下所说的真心话：“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不得已而作的违心谬论，仅仅说明了两千余年中华帝国史的残酷真相：与刚刚开始“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的汉人司马迁直言《庄子》的反孔主旨，危险尚小。然而宋人苏东坡倘若胆敢挑明《庄子》的反孔主旨，就必有两个结果：其一，己身罹祸，如同“非汤武、薄周孔”的嵇康那样遭到诛杀；其二，殃及《庄子》，如同墨家、名家、杨朱之书那样遭到剿灭。因此酷爱《庄子》的苏东坡，不得不对《庄子》“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表面上说庄学是儒学友军，实际上却“有见于中，口未能言”。即便谨慎如此，苏轼依然因其“一肚皮不合时宜”而身陷“乌台诗案”，遭到终生迫害。倒是欲灭《庄子》而后快的理学家程颐不惮直言《庄子》之实质：“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这位头脑冬烘的腐儒尽管嗅出了庄学异味，一来对庄学奥义缺乏论证能力，二来深入论证必将涉入专制禁区，因此也像郭象、张湛一样，不敢向皇帝告密而邀功请赏，无法借助皇权剿灭《庄子》，只能笼统指控庄子“叛圣人”，然后人格分裂地恨恨而死。

1911年帝制终结之前，洞悉庄学奥义并能求其甚解地加以严密论证者，其实不乏其人。经由苏东坡褒扬才无人不知的陶渊明即为最佳代表，其《五柳先生传》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苏东坡“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一样，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实为“不告甚解”，所以他在《饮酒》诗中暗藏玄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被誉为“陶诗之冠”，无数士人言彼意此地赞扬此诗的另外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仅凭这平淡无奇的两句诗就把陶渊明捧到天上，过于莫名其妙。除了人云亦云的耳食之徒，发自内心的赞陶者无不明白陶诗的弦外之音，因为陶渊明的可贵之处首先不是绝妙诗文，而是对庄学义理的终生履践：“不为五斗米折腰”地远离庙堂，傲立江湖。

“竹林七贤”中，深谙庄学奥义的并非杨朱般激烈峻急的嵇康，而是庄子般支离其言的阮籍。嵇康的《养生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足证他对庄学奥义的感悟已经超过全部旧庄学。而阮籍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足以使全部旧庄学变成废纸，因此旧庄学未曾引用一字一句。阮籍的《咏怀诗》，在不明庄学奥义者眼中，是晦涩难解的千古诗谜，其实阮籍早已自道谜底：“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古典中国的所有文化哑谜，谜底无不与庄子息息相关。

西晋阮籍的“咏怀诗谜”，东晋陶潜的“不告甚解”，北宋苏轼的“口未能言”，与先秦庄子的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理由完全相同：一避生前己身被害之祸，二免身后己书被灭之厄。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必然有得有失。其失有二：极为难懂，易被曲解。其得也有二：语妙天下，必传后世。通天彻地的庄子预知：千年篡改曲解之后，终有绝地反击之日。

古典中国的文化巨人，无不洞悉庄学奥义，无不视《庄子》为至爱秘笈，因为《庄子》是专制时代渴望自由的士子唯一的灵魂圣地和精神氧吧。除了《庄子》，找不到另外一部曾被所有大诗人、大画家引用过的先秦子书。因此士子们宁作违心之论，也不愿专制庙堂剿灭《庄子》。直言《庄子》之实质，必被他们视为可耻的告密。这一中国文化的最大秘密，竟被他们无比默契地集体保守了两千年之久。

李白《上李邕》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作为陶渊明之后的又一位著名道教徒，李白时代郭注已具莫大权威，因此诗中的“直上”二字已被郭注误导。李商隐《锦瑟》曰：“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此诗千古无解，其实深藏庄学奥义。义山诗风扑朔迷离，尽得支离其言、晦藏其旨之三昧。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最新实例是，钱锺书虽用《外篇·秋水》的“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命名《管锥编》，却在历论吾国主要经典的此书中，对《庄子》“默存”始终，不设专章。

晋人陶渊明、唐人李太白、宋人苏东坡等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巨人，无一不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宗师庄子的引导下，抵达了古典中国历史困境下的文化至境。帝制终结之后的现代中国或未来中国，同样可以在庄子的引导下，抵达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文化至境。尽管帝制终结至今百年，战祸动乱无有已时，大知小知又纷纷“旋其面目，望洋而叹”，倾其全力于西学新学，无人再祭庄学冷灶，然而匆匆百年不过是瞬间“小年”，中国文化必有重建辉煌乃至超越古典中国抵达更高境界的未来“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