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天敌，正解招杀（1）

尽管庄学四境有强大的建构、解构功能，但是庄学异于其他中外一切哲学的伟大之处，是其终极解构特质。因此庄学建构的一切，包括庄子亲撰的“内七篇”，也被庄子用庄学四境予以终极解构。因为一切文化名相，充其量是无限趋近于“道”的“德”，“内七篇”所及一切文化名相，以及儒墨诸子所及一切文化名相，包括一切人类语言，均无可能终极表达“道”之究极，因此庄子亲撰的“内七篇”不仅是对悖道文化的彻底解构，也是在对顺道文化予以建构之后的超越性解构。“内七篇”立足于仅有相对之“是”的此岸之“德”，远眺作为绝对之“是”的彼岸之“道”。庄子像任何人一样，不可能一语道破“道”是什么，“内七篇”是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宗师庄子美妙无比、登峰造极的“道”之唱赞。

掌握庄学四境这一思想范式，首先可以读通“内七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辨析出郭注义理错在哪里，乃至郭象做了什么手脚。其次可以读通“外杂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辨析出“外杂篇”和相关郭注义理何处合于“内七篇”，何处悖离“内七篇”。再次可以超出庄学，解答庙堂中国、江湖中国的双重之谜，消解迷雾重重的“东方神秘主义”。最后可以超出古典中国，辨析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学说，理解天地万物，进窥宇宙至道。

理解庄学四境的最大益处，就是培养对“道”即客观真理永无止境的开放心态和至高敬意。任何伟大文明和高级文化都离不开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至高敬意。正是凭借轴心时代的不朽《庄子》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至高敬意，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在上有庙堂专制、下无逻辑利器的双重不利条件下，依然在近代以前抵达了文明与文化的双重高峰，创造了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中华奇迹。

被专制庙堂钦定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官学，是支撑庙堂中国的专制制度僵化为奇迹般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三经》成了庙堂中国的政治圣经。这是中国之谜的一半谜底，业已为诸多国人了解，也已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部分了解。

与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庄子哲学，是支撑江湖中国之文化形态发展出奇迹般中华特质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成了江湖中国的文化圣经。这是中国之谜的另一半谜底，远未为国人了解，更未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充分了解。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全球化时代至今五百余年，异邦人士最先接触的是儒学，异邦大知哂笑不已，殊不知儒学仅是供奉在庙堂上层的古典中国之文化小境。异邦人士稍后又接触了老学，异邦大知笑容渐收，“东方神秘主义”之名由此产生，因为老学是沟通庙堂上层与江湖下层因而若隐若现的古典中国之文化大境。异邦人士接触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庄学尚需时日，因为庄学是深隐于江湖底层的古典中国之文化至境。

奉郭象为至高权威的旧庄学，句读段落也不通，字面显义也未解，遑论支离其言背后晦藏的精深奥义。以郭注义理为依据的现有一切《庄子》外文译本，不可能不谬以千里。或许仅有极少数异邦大知，方能凭其天才直觉，从谬以千里的《庄子》译本中窥破一些消息。

郭象及其追随者对《庄子》的篡改反注，仅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表层原因。历史之父司马迁与一代文豪苏东坡判断庄学主旨的分歧，无可辩驳地证明：庄学是专制庙堂及其意识形态的终极天敌，才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庄子》传世两千余年，儒家士林能够提交、专制庙堂乐意接受的，只能是错误答卷。洞悉庄学奥义者，对此只能被迫沉默。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却把司马迁斥为：“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世上竟有此等奇事：越敬佩你就越贬斥你？越援助你就越挤兑你？苏轼论证其诡辩的荒谬逻辑是：“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不屑齿及，竟然是“尊之至”！那么《天下》未曾齿及先于庄子的列子等无数人，也未曾齿及与庄子同时的孟子等无数人，难道也是“尊之至”？何况《天下》决非庄子亲撰，“内七篇”并未对孔子不屑齿及，而是出场最多的第一反角。古典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巨人苏大胡子，难道也是陷溺儒学成心的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