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于当行，止于当止

《逍遥游》的庄学四境，《齐物论》的真俗二谛，或许虚无缥缈，不切实际。《养生主》的人生四境，却通俗易懂，极切实际。不过伪道俗见以“不切实际”为贬语，庄学认为真谛高于俗谛，“真际”高于“实际”。

《养生主》阐明了庄子对人生的真知卓见：“生”兼身心，必须兼“养”。保身是葆德的物质基础，葆德是保身的精神目标；保身尽管先于葆德，葆德必须重于保身。身形为德心寓所，德心为天道分施；天道为万物真宰，德心为养生真君。因此保身仅是“生存”，是为“养生”之次；葆德才是“存在”，是为“养生”之“主”。保身需“技”，葆德需“道”。无论为知真谛之境以葆德，还是为行俗谛之域以保身，均需行于当行，止于当止；知殆而止，知止不殆。养生必须因循内德，是为“行道”；为知必须顺应天道，是为“求道”；为行必须因应外境，是为“证道”。

旧庄学被郭象误导，把庄子视为人类天职的“为知”，谬解为庄子所反对，厚诬“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子持“反智主义”；既不知“不得已”意为“行于当行”，更不知“因是已”、“殆而已”意为“止于当止”，又把囿于生命有涯、困于时代局限，因而值得同情的自身精神苦闷，投射到庄子身上，把“因是已”、“殆而已”、“不得已”混为一谈，一概谬解为“没办法”或“无奈何”，进而自师成心，谄媚伪道，迎合俗见，厚诬庄子“消极”。

试问：先秦以降有哪位“积极分子”，比庄子更“积极”地贬斥过君主专制和伪道俗见？然而庄子贬斥君主专制和伪道俗见，并非“积极”，而是行于当行。“内七篇”支离其言，晦藏其旨，也非“消极”，而是止于当止。伪道俗见所谓“积极”、“消极”，均属庄子贬斥的“黮暗”。无论是个体、家庭、民族、国家，或是人类全体，“为知”若不能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则葆德有殆，遭受天刑，陷溺真谛之黮暗；“为行”若不能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则保身有殆，罹患人刑，陷溺俗谛之黮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