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意识中的外部世界观念
蒙古统治时代对于整个欧亚大陆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意义，因为它直接催生了早期世界地理观念的形成。蒙古统治时代欧洲旅行家（尤其是马可·波罗）来到东方，为当时欧洲进一步了解旧大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蒙古的西征以及对中亚及中亚以西各征服区的统治，也为东方世界更多地接触与认识欧洲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然而，这只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总体印象。蒙古统治时代对于东方世界的汉人，尤其是对于汉人外部世界观念的扩展，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呢？
汉族士人常常为元朝地域的广阔而大发喟叹：“东西极日所出入，而南北际于炎荒玄朔之地。海虚瘴徼，广轮不知其几万里。”（赵孟頫《敕建大兴龙寺碑铭》）“圣元世祖皇帝平一海内，极天所覆，尽地所载，靡不臣妾，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吴澄《滕国李武愍公家传后序》）。在他们的地理观念中，以上所指称的无非是元代统治地域的极限：东及朝鲜，西越葱岭以远，北至北海，南通交趾以南。其实，汉人对这些地区的了解在此前各朝就已相当深入，蒙古统治时代突出的地域范围并未对汉人进一步认识外部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稍作探讨。
元人周致中所著舆地书《异域志》，著录有二百一十个国家和民族，其所记范围东起朝鲜、日本，西抵西亚、非洲，南至东南亚、南亚诸国。该书所记地域之广，在明代以前的地理外纪书中还是少见的（见陆峻岭为该书中华书局版所写《前言》）。这似乎表明，元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有相当的进展。但如果细察，我们就会发现，该书所记民族与地域概念，许多仍采自唐宋间所出的《酉阳杂俎》《岭外代答》等著作，甚至还有许多承袭自成书于周秦间、充满神话色彩的《山海经》一书。虽然该书所记载的一些条目所指的地域范围有所扩大，并且地名亦更趋明确，但大多仍限于今日中国的边疆地带；对于中亚以西更远的地区，仍多语焉不详。由此看来，元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其实仍然相当有限，并且模糊不清。
具体就蒙古统治时代欧亚交通的进展来说，元人对于欧洲的了解，较之以前仍未有多大的突破。自隋代以来的汉文古籍中，“拂菻”（其突厥文拼写形式为“Purum”，或转写为“Apurum”，波斯语作“Farang”，也有作“拂林”“拂懔”“拂临”“弗林”“拂郎”“佛郎”“富浪”“发郎”等）一词屡屡出现，在隋唐时期，这一地名所指称的对象应是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的亚洲领土。而到蒙古统治时期，“拂菻”一词所指称的地域范围应包括整个欧洲，因为当时传教士东来，是受到在法国的教皇所派遣的，来到元廷的欧洲教皇使者，多被指为来自“拂菻”。
蒙古统治时代的汉人对于西亚及西亚以西地区仍以“拂菻”这一旧名来笼统地称呼。例如，元代来自叙利亚西部的爱薛，被认为是“拂林”人；元至正年间有所谓“佛郎”国来献天马事，当时许多汉人士大夫以“赞”“赋”“颂”“图”等多种形式加以讴歌，但对于“佛郎”国，他们所知甚少，只知道献马使者“凡七渡海洋”，“四践寒暑”才来到中国。
看来，在欧洲来华者屡见不鲜的蒙古统治时代，东方的汉人世界对于欧洲的认识仍极为有限。蒙古统治时代欧亚大陆间形成的所谓“世界体系”，其实更多地表现出的只是一种单向度的联系，即欧洲认识中国，而非中国认识欧洲。
当然，这并非无视元人地理知识的增加。其实，元代汉人外部世界的观念是有所扩大的，例如元代测景所北达“北海”，这是当时对邻近北冰洋的极北地域的泛称。另外，在元人诗文中出现有许多中亚、西亚地区的汉文地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人对于彼地的认识已有所增加。有意思的是，元代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制造了“西域仪象”，其中有一种叫“苦来亦阿儿子”，此即地球仪。根据《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的记载，这一地球仪“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有关地球的知识，但由于当时新大陆尚未被发现，这种知识的有效性颇值得怀疑。
总之，元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并未因地域疆界的广大而得到相应的扩展。当有人在为蒙古人西征远及东欧而惊叹的时候，当有人在为中国人不能在海上进一步扩展势力而叹息的时候，我们再来反观一下元人对于欧亚大陆本身认知的不足，是否别具思考价值呢？
那么，迟滞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知道，推动欧洲认识中国的动因是对于财富的追求和传教的需要，而这对汉人世界来说并不存在。蒙古统治时代对于汉人认识外部世界来说，可能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当时政治的因素。张星烺先生在分析秦与西域交通不见于载籍的原因时认为：“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惜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秦人，秦国之掌故，鲜能道者，以致秦国与西域之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进而推论指出，“犹之元亡明兴，蒙古人与欧洲交通事迹，汉人完全不知”。可见，此时期汉人客观上鲜有机会，主观上也未能创造机会积极地投身到欧亚交流中去。
当然也许我们可以从华夏文化自身去寻求理解。华夏文化的地理知识体系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例如《山海经》对外部世界的揭示，例如“九州岛”地域概念的出现，等等，这些旧有的知识体系对外部世界的解释几乎可涵盖一切，新的地理知识有时很难内化到原有的知识框架中去，形成一种有效的新知识。这也许是迟滞中国人去进一步认识外部世界的一大可能因素吧。
回到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上来。清初《明史》的修撰者们在评述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时，仍认为利玛窦关于欧洲的说法是“荒渺莫考”，然而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也就是说，历晚明至清初，中国人才总算正式承认了欧洲的存在，了解到自己并非天下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