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兴盛下的儒林人生（一）

在清代，一个人从幼时的启蒙教育开始，便在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做准备。进入学校以后，则要为日后的科举考试做准备。

因此，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便限定在官方所规定的教育范围之中。

至于受教育的途径，主要是民间教育与官方教育，两者有所不同。民间教育不像官方教育那样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如私塾、家馆、义学、族学等，可以有各种形式，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设立。官方教育则具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制度，而且它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各级学校。

从零散的历史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民间教育包括了私人教育和半官方的教育两部分。私人教育主要指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家馆等。半官方的教育则包括地方民办的义学、族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

一般来说，民间教育都属于启蒙教育的阶段。所学习的内容是从识字开始的。学习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等，由浅入深，依次学习。当然，除了这些，还要好好习读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的《圣谕广训衍》等。

平民百姓在科举时代到来后，普遍有了向上流社会进身的机会。因此，历史上长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有资格参加科考。传统的“四民”阶层，即士、农、工、商中，一般只有士、农准许应试，商人家庭准予参加科考是很晚的事情；还有倡、优、奴仆、卒、犯罪人家的子弟、僧道等，也不准应试。一些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如理发者、修脚者等，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再说，各地还有名额限制，最后能够中举的，大概只占全部应考生中的千分之三。

清代的科举入仕，分正途与异途两种：“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清史稿》卷一一○《选举志五》）但就入仕为官来说，都比较重视正途。

清代入仕，进士和举人、贡士是有差异的。进士在京可以任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六部主事、内阁中书、鸿胪寺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太常寺博士，外放则可以担任知州、知县、推官、儒学教授等官。举人入仕稍为严格，经过简选、考职或者大挑，才可以任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州学正、县学教谕等职；其他的优、拔贡生，荫生和贡监考职，比举人更为下等。在这科举入仕之中，一向以入翰林为最，而且往往是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具备这种资格。这是很被清人看重的事。

科举入仕成了读书人的梦想，但是因为有名额限制，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能顺利地踏入仕途。很多人几十年寒窗苦读，结果可能只是具备童生的资格，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老秀才。

清代中国的地域范围广大，州县数量较多，差别很大。学额分配，主要依据文风高下、人口多寡而定，有所谓大、中、小县之别。顺治四年，政府规定，大县的学额是四十名、中县是三十名、小县是二十名，后来比例还有变化。江南地区向来是人文渊薮，科举事业一直兴盛，一些大县的读书人，少的不下一千人。许多人就以科举为终生奋斗的事业。

只要读书人考取生员的资格，家中就可以免掉丁粮税，由政府提供廪膳银，各地有专门的学院、学道、学官负责他们的科考应试工作，各地衙门官吏对他们要以礼相待。乾隆元年还有新规定，只要拥有生员、贡士、举人的功名，还可以免掉杂色差徭。

清代科举，大致分四个层次展开，依序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乡试之后，若取得举人资格，可以参加会试，此后才是所谓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乡试、会试、殿试中的第一名，分别称解元、会元、状元，如果连中，就称“连中三元”，是极高的荣耀，当然现实情况中也较罕见。在保和殿考试之后，按成绩分成三甲：第一甲只有三名，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至第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统称“赐进士出身”；第三甲则称“赐同进士出身”。

无论是贫寒乡农，还是豪门权贵，都希望家中的子弟能够拥有科举功名，并且对进入仕途抱有很高的期待。

科举背后的利益诱惑实在太多，有人甘愿作弊犯法，也想混个功名。官府针对这样的现象，自有一套应对举措。

比方说，考试前，要专门检查每个考生：衣服最好是无缝的，敞胸露怀，从头发检查到脚底板；考生所带的笔、砚要看看有无作弊机关，连吃的馒头也要掰开来，看有无夹带纸条。待全部检查完毕，才准放入考棚，按照《千字文》中的顺序，依次进入相应的号棚，参加考试。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公示的。号棚中的考试座位，都由衙门里的工吏包办，这些人都视科考为利薮，乘机捞点外快，往往贪污一大半经费，临时应付考场工作。所以，每个座位往往做得很窄小，加上偷工减料，用料薄而脆，坐下重一点，座位恐怕就要塌下。同一号棚中总有十几个人，座位都是相连的，有人位置倒了，别人的就会受到牵连；而且，写的字也就会歪斜不漂亮，这就更要命了。如果考不取，只好再等下一期，所谓年年无望年年考，那是很正常的事。

在考试之前，除了考生，一家人也都要受累，忙着为考生做准备工作。

比如，《儿女英雄传》中写安骥参加乡试前，其父传给他考篮的情况，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不一刻，只见老爷从西屋里把自己当年下场的那个考篮，用一只手挎出来。看了看，那个荆条考篮经了三十余年的雨打风吹，烟熏火燎，都黑黄黯淡的看不出地儿来了。幸是那老年的东西还实在，那布带子还是当日太太亲自缠的缝的，依然完好。……揭开那个篮盖儿，把里头装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交付公子。金玉姊妹两个也过来帮着检点。只见里头放着的号顶、号围、号帘，合装米面饽饽的口袋，都洗得干净，卷袋、笔袋，以至包菜包蜡的油纸，都收拾得妥贴，底下放着的便是饭碗、茶盅，又是一分匙箸筒儿合铜锅、铫子、蜡签儿、蜡剪儿、风炉儿、板凳儿、钉子锤子之类。都经太太预先打点了个妥当，因向公子说道：“此外还有你自己使的纸、笔、墨、砚，以至擦脸漱口的这分东西，我都告诉俩媳妇了。带的饽饽菜，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给你张罗呢，米呀、茶叶呀、蜡呀，以至再带上点儿香啊、药啊，临近了，都到上屋里来取。

考篮里居然还有板凳儿、钉子、锤子，可见衙门造的考棚实在让广大考生不放心，万一坏了，就能用这些工具及时修好，继续安心考试。当然，这个考篮就会很沉重，但因是考生的必备用品，所以再重也得带上。

《官场现形记》第一回故事中，讲到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村庄，只有赵、方两姓人家，祖上都世代务农，家境差不多。不料，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乡下人眼睛浅，觉得中秀才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全村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人家便渐渐地不敌了。书中讲到，中举的赵温要和家人一起祭祖。

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你扛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

“那一百多斤的东西”，该是多重的考篮啊！

考试之前，为了定心，考生们还要到庙中烧香祈愿。

清代前期的南京，和明代一样，依然与北京并称，地位与一般的省城不同。南京的江南贡院，在鼎盛时可同时容纳20644名考生参加考试，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在这里，清代曾经涌出过郑板桥、吴敬梓、翁同龢、张謇等名流。

南京城中繁华之地，就在秦淮河两岸、夫子庙为中心的地带。就像《桃花扇》中说的：“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这短短数言，使秦淮河一湾两岸那杨柳街道、烟花风月的迷人春色跃然眼前。

江南贡院就在夫子庙的东邻，秦淮河北岸；夫子庙的西侧，就是旧院，俗称板桥。每逢秋风桂子之年，也就是乡试之时，秋闱之期，四方应试者都集中到这里，所谓“结驷连骑，选色征歌”。有很多人就到青楼里，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南京城，在此时几乎是一个才子佳人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