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兴盛下的儒林人生（二）
在科举时代，八股文被叫作“敲门砖”，也称“制义”，民间则叫“时文”或“时艺”。要熟谙这种文体，需要很好的古文功底，要熟读“四书”“五经”。省一级乡试，国家一级会试，第一场考试都必须用“四书”命题，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第二场考试必须用《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命题，都以宋、元理学家注释本为依据。考生都不能在文章中随便自由发挥。文体用“排偶”体，要平仄对仗。每篇文章由八个部分组成：先是“破题”，用两句点破题目的要义；接着“承题”，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接下来是“起讲”“题比”，引入正文；以后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基本属于文章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重点。后四段，又必须各有两股对应的文字，共为八股，故习称“八股文”。
读书人平时除了读“四书”“五经”，更要好好研读前人的八股名篇，学习写作技巧。一些久经考场的文人，经常被书商请去，为每年新出版的“时文”选本做导读或注解。这种书仿佛今天的习题集，考场新手十分需要，因此在市面上很畅销。书商能赚大钱，为这种科举考试用书做批注的考场老将或举子，自然也能得到丰厚的稿酬。这些都是清代的时尚。
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可以笼络读书人以及下层社会的平民百姓，只要能够跃过这个龙门，就可以从寒士上升为名士。在清代，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即使是上流社会的子弟，也不想成为“白丁”，都希望拥有一个功名。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在“传统”社会中十分重要。
中举之后，读书人就会变得威风起来。中举时，报信的人一般都拿着短棍，从大门打起，把厅堂窗户都打烂了。不知道内里的可能要被吓死。其实，这叫作“改换门庭”，工匠就跟在后面，立时修整一番，以示从此住在这里的，以新进的举人老爷为主。接着，同姓的地主来和新进士通谱，算作一家；招女婿的也来了；有人来拜他做老师，自认门生。经常是只要一张嘴，银子上千两的送来。以后有什么事，这些关系也就有依靠了。出门呢，都坐着大轿，前面有人拿着扇，撑着盖，十分气派。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了穷秀才范进中举的一段著名故事，可以作为上述记载的最好说明。书中所写的做过知县的张乡绅，自述与范进的关系，从同乡开始，渐而世兄，再进一步居然成了骨肉兄弟。他之所以这样，无非因为范进是新进的举人老爷，年龄虽然大了些，但以后官场上多了一个朋友，就多了一个照应，送银子、送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小说中还写到，此后，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都来投身为仆，希图荫庇。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的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更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很是风光。
即使中不了进士，光是秀才、举人，仍可以享有不少特权，例如免掉家中的差役，可以合法地蓄养奴婢，犯了法也不能被用刑审查，还可以豁免税粮，在社会上会受到很多优待，等等。有了这些特权，谁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呢？
再从社会关系看，这一阶层入仕的时期是现任官吏，退休的时期和入仕以前是乡绅。无论他们是在官还是居乡，一般的庶民都在他们的脚下生活。
在下层普通百姓眼里，他们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们有功名，有知识，有文化。老百姓对他们，几乎奉若神明，地位甚高。鲁迅在小说《离婚》中，就借用一个乡民的口吻，讲了这一道理：“他们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譬如，一个人受众人欺侮，他们就出来讲公道话，倒不在乎有没有酒喝。去年年底我们敝村的荣大爷从北京回来，他见过大场面的，不像我们乡下人一样。”
清代乾嘉时期极负盛名的赵翼，字耘松，号瓯北，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早年因家境清贫，从六岁起，他就随在私塾任教谋生的父亲游学四方。十二岁时，学习八股制艺，据说一天能成七艺，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神童。很不幸，他十五岁时，父亲死了，年少的赵翼为了生计，接续父亲的行当，也做起私塾先生来。十九岁时，他终于考入府学，成了秀才。与同时期的同辈人相比，二十岁不到中秀才，还算不晚的。此后，他一直在有钱人家担任馆师。三年后，他被辞退，冒着饥寒，投奔在京城的远亲。这年是乾隆十四年。
幸运的是，赵翼的文才很快被官场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知晓。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对他尤其赏识，将赵翼请至刘府，让他帮助编修《国朝宫史》。第二年秋天，赵翼参加顺天乡试，一举成功，中了乾隆庚午科北榜举人。主考官汪由敦对他也很器重，当年冬天就将他招入汪府。汪府上藏书极丰，汪本人学识又深，赵翼在这样良好的环境里，自我修养更是精进。此后的科考并不一帆风顺，赵翼在会试中落榜了，但他的才华仍使他先后出任了礼部教习、内阁中书。乾隆二十一年，他进入军机处工作，主要承担文书方面的事务。因工作出色，当时的高官很欣赏他。
乾隆二十六年，赵翼考中进士，本来殿试时拟取第一，后来乾隆硬将他改成第三名，授以翰林院编修。此后，赵翼历任乡会试主试、广西镇安知府等职。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他重上北京，准备在仕途上好好施展一番，不料到台儿庄时，忽患风疾，双臂不听使唤，只好南归。此后的三十多年，他一直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醉心于学术研究，代表作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和大量诗作等。
赵翼曾说过，他那个时代，官场上盛行一种“升官图”的游戏。具体是这样的：开列大小官位于纸上，以明琼掷之，计点数之多寡，以定升降。这就是掷骰子的玩法。他考证道：根据房千里《骰子选格序》的说法：“以穴骰双双为戏，更投局上，以数多少为进身职官之差，丰贵而约贱，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贤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即‘升官图’所由本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三《升官图》）
从读书、进学、科考到入仕，是传统时代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生活。科举场上顺利，未必就能代表官场上的顺畅；反之亦然。“升官图”的游戏，也不过是读书人进入仕途后的某种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