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说南唐二主（3）

如果没有外患，李后主大概可算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固然他崇奉沙门，起造寺庙，荒废政事，但相对他带给人民的宽松环境，不过是小节。然而，他不幸面对的是北方虎视眈眈的强权，他柔弱的性情和糟糕的驭下能力终于酿成了千古悲剧。宋太祖赵匡胤曾说：“南唐又有什么罪过？不过我的卧塌之侧，不容旁人鼾睡罢了。”宋太祖的这段话，决定了南唐和后主的命运。

后主本乏为政之才，又不能知人善任，尽起用徒有文才却乏实干经验的人，并在皇宫内苑设置澄心堂，颁行旨意，中书省枢密院反而成了徒有虚名的机构。当宋唐交战之时，他临阵换帅，大臣竟然一无所知。南唐有一举子樊若水，久考不中，遂暗中实测长江江面宽窄、江水深浅，私通宋人。宋军从其议，造浮桥过江，围住金陵，城内百姓惶怖不知何日就死，后主却晏居净室，听和尚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楞严经》《圆觉经》，用鄱阳隐士周惟简为文馆《诗》《易》侍讲学士，延入后苑讲《易经》否卦，厚给赏赐。群臣皆知国家将亡，只有宠臣张洎，尚引征符命，说什么“玄象无变，金汤之固，未易取也。北军旦夕当自引退”。一派胡言，后主尚信以为真。当宋军围城时，竟还开科举取中三十八人。

陆游对李后主非常同情，说他“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历史上像李后主、宋徽宗这样的皇帝，多被史家斥为昏君，但我有不同意见。后主、徽宗这样的皇帝，倘若生在国际社会形成文明规则的历史阶段，都不能算是坏皇帝，他们不是错生在帝王之家，而是错生在文明必须和野蛮共存，且没有足够的力量制衡野蛮的时代。

我想起的是摩西·门德尔松的经典论述：“启蒙的滥用削弱道德情感，导致铁石心肠、利己主义、无宗教和无政府主义。文化的滥用产生奢侈、伪善、软弱、迷信和奴役。”后主精于诗词、音律、书法，生活精致，他习惯用两个指头夹住笔悬腕写字，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书体，又能绘事，是多方面的艺术天才。国灭以后，他的一位宠姬被宋将所获，到了晚上掌灯时，闭眼说受不了烟气，于是换成蜡烛，她说气味更难闻，宋将大奇，说你们南唐宫中就不点蜡烛吗？此女说我们哪里点过蜡烛，都是用大夜明珠照明。惊人的奢侈，却共生着品位高绝的生活情趣，文化的畸形发展，又相伴着难以置信的孱弱愚昧，这并不是文化的错，因为人生的终极，应当就是追求文化，努力过上高雅的生活，只是过度的文化销蚀了人性当中兽性的一面，以至于无法抵抗野蛮。

宋军围城时，徐铉奉命与宋人议和，见宋太祖，说：我主有圣人之能，所写秋月诗天下传颂，你徒恃武力，我们南唐的人是不会屈服的。宋太祖嘿嘿一笑，道：这是酸秀才写的诗，我是武人，但也有两句诗你听听，“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徐铉听了这两句，当即匍匐拜倒，山呼万岁。这个故事见诸宋人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其实宋太祖的诗句并不是真正美好的文字，一切美好的文字，都是靠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语言技巧和对美的再创造打动人心，宋太祖的这两句诗却是靠强权的隐喻去威慑人。从古以来，人类都崇尚武力，膜拜强权，却不知唯有美与善良，才有永恒的力量。宋太祖成就了江山一统，李后主却如北极星一样端拱天中，成为词中的帝王。

后主降宋后，被封为违命侯，他的人生也就此分作前后两截。降宋前，他的生活优渥，也不怎么关心国事，但其时形势迫人，他并非草木无知，自然时生忧惧。这种忧惧感不同于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却是一心想超离尘世，求得隐逸安稳的幽微情绪。这样，他早期的词作尽管不如后期作品那样，激荡着沛然广大的悲剧情怀，却有一种低回婉约的情致。

渔父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这两首词，是后主为画师卫贤《春江钓叟图》所作的题画之作。我读来丝毫不觉有“快活如侬有几人”的得意，作者内心的幽寂苦闷溢于言表。他所向往的快活、自由，都需要脱身九五，深隐山水之间，他无力担荷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他想远遁，想幽居，但他的命运是一早就注定了的。

捣练子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云鬟乱，晚妆残。带恨眉儿远岫攒。斜托香腮春笋嫩，为谁和泪倚阑干。

捣练即捣衣，是唐人制作寒衣的程序：用杵捶打葛麻衣料，使之柔软熨帖，易于缝制，更使麻布与里面的棉絮粘连为一体。又因为是要制作寒衣，所以一定在秋天进行。李白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杜甫诗“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都借捣衣写了同样的主题：丈夫出征远戍，妻子在家相思不已。“捣衣”这一文学母题，是对这些女子的人道主义同情。后主的《捣练子》所写，依然是唐代这一著名的文学母题，大概是平时作来用于宴会之上侑酒的，但因为他以赤子之心待人，以赤子之眼视世，他的同情也就特别赤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