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1）
“霸王道杂之”的统治艺术
任逸飞
汉家之道：汉代统治的思想内核
西汉王朝在经历了前期的“文景之治”和武帝开疆拓土的盛世后，在宣帝刘询统治时期迎来了第三段鼎盛时光，史称“宣帝中兴”。《汉书·宣帝纪》这样赞美宣帝一朝：
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宣帝能达到如此成就，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贯彻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理念，而为此事他还与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元帝刘奭发生了一次有名的争论。《汉书·元帝纪》记载：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宴］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何守，何足委任！”
宣帝认为“霸王道杂之”是汉代一以贯之的治国方略，若是像太子说的那样纯用儒生施政，绝对要出乱子。然而，众所周知，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地位扶摇直上，似乎早就应当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了，缘何宣帝与太子之间还会因此问题发生矛盾？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他又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一统治理念呢？
王霸与儒法：“霸王道杂之”的思想脉络
“霸王道杂之”，从字面理解即“融合王道与霸道”，那何谓“王道”，何谓“霸道”呢？“王道”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的主张。孔子目睹东周以降，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局面，追怀过去古圣先王的治世，认为执政者只有遵循“王道”的政治理想，方能开辟太平。
“王道”必须建立在仁政之上，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复兴礼乐，恰如《论语》中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用刑罚震慑百姓，而不以礼乐教化之，便谈不上孔子心目中的“王道”。
孔子的观点到战国时又得到孟子的发展。孟子将“王道”与“霸道”明确加以区分，认为“霸道”确实能令国家强盛起来，却无法真正收服人心，只有“王道”才是实现统一、终结战乱的必由之路，所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颇为理想化地认为，“王道”成功与否是不受国力强弱和国家大小左右的。
与“王道”相反，“霸道”恰恰将国家强盛视为至高法则。春秋时，齐桓公依靠管仲辅佐，使得国力蒸蒸日上，尊王攘夷、存邢救卫，最终成为“五霸”之首。如果说，“富国强兵”在春秋时还仅是诸侯国的可选项的话，那么，到了兼并战争愈趋残酷的战国时代，则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当时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思想家，便将始于管仲的这套“富国强兵”之术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形成了法家学派。
法家对儒家推崇的“王道”“仁政”嗤之以鼻。韩非认为：“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制定严格的法令比空口谈仁义更有用，而只有国家强大了才有力量去消灭别人，否则便只能坐以待毙，正如韩非所言：“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
法家鼓吹的赤裸裸的“霸道”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战国初期，商鞅在秦国开展“变法”，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全面改革秦国的户籍、土地、税收制度，乃至计量单位、军功爵位和行政区划，把秦国打造成一台运转不休的战争机器。最终，在秦王嬴政的手上，这台机器横扫东方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帝国。
可见，自春秋战国以来，围绕“王道”与“霸道”已形成两种各有侧重的统治思路，“王道”主张仁政、德政、以民为本，儒家是主要鼓吹者；而“霸道”则主张力政、兵战、刑名法术，法家是主要鼓吹者。这两种统治思路对于秦汉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秦以法家之“霸道”夺取天下，然而其统治仅经历两代就终结了，这给继之而起的汉代统治者以极大触动，反思秦亡的教训成了西汉初叶的一个重要命题。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里指出，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废王道而立私爱，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始皇在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依然顽固地坚持法家的治国方针，以严刑峻法苛待百姓，无节制地动用民力，整个国家始终处于一种战时状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秦朝轰然土崩瓦解，就像一直紧绷的弦最终断裂一样。
贾谊已经意识到，“王道”与“霸道”不可偏废，两者各有长处与短处，只有兼采而融通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对西汉早期的几任帝王而言，这番道理都是铭记于心的，高祖刘邦在刚击败项羽时，便受到陆贾语重心长的告诫：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至文、景二帝，长期实施“与民休息”的政策，厉行节俭。“文景之治”的理论依据是黄老之学，而有意思的是，黄老之学既与道家联系极为紧密，又与法家的“刑名之学”有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黄老之学是融合了道家与法家的一种思想，从这个角度考虑，文、景二帝崇尚的黄老思想可被视为“霸王道杂之”的萌芽形态。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在继承文景之治成果的基础上，为配合形势，有意识地对国家的统治方针进行调整，儒学开始取得重要地位：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朔五年，兴太学，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在弟子中选官，以经学之优劣为评判标准。至此，儒家思想在理论上成为王朝正统，而儒生参政的大门也由此敞开。
必须看到，武帝施政在本质上是王霸兼采的，他并非一边倒地信从儒者。武帝表面的“尊儒”，是因为董仲舒主张的“大一统”符合其强化君权与对外扩张的需要，然而一旦落到政治实践的层面，武帝更信用的却是张汤、赵禹等一班文法酷吏，而即便像公孙弘、董仲舒这样的儒者能获得武帝青睐，也是由于“通于世务，明于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儒学抑或是“王道”，在武帝眼中只不过起一个装点门面的作用。
武帝“阳儒阴法”的统治手段自然引发儒生群体的批评，汲黯便指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显然，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的“霸王道杂之”是在其曾祖父武帝时真正成形的，那是否可以断言宣帝的统治理念完全承接自武帝呢？答案或许远非这么简单。
在武帝的阴影下：宣帝的政治抉择
要真正理解汉宣帝的施政方略，还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他即位时西汉面临的内外局势，另一个则是他本人的成长经历。
武帝一朝，锐意“开边”，北击匈奴、通西域、开西南夷，汉帝国的势力膨胀至极点。然而长期的对外战事，严重损耗了西汉的财力和民力，武帝的应对之道却是越发倚重酷吏，在大肆搜刮民间财富的同时，镇压社会上的反对力量。《汉书·刑法志》记载，当时酷吏制定的死刑条目已经繁多到骇人的地步：“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