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2）
武帝的穷兵黩武和严刑峻法，至其统治末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判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与秦始皇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等武帝一死，其幼子昭帝刘弗陵接手的便是一个“承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烂摊子。
为此，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决定回到文帝、景帝的旧方针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社会能重回安定。到宣帝即位初期，霍光依然摄政，上述休养生息的措施贯彻始终。总之，武帝时由于滥用民力所造成的损害，需要得到修复，这是宣帝统治策略的第一个着眼点。
宣帝能够继承皇位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众所周知，在昭帝逝世后，霍光为首的大臣原打算拥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入继大统，然而昌邑王因行为不检，即位仅二十七日便遭到废黜。于是此时流落民间的武帝曾孙刘询作为替代人选，被拥立为帝。
宣帝的祖父是戾太子刘据，当宣帝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祖父刘据和父亲刘进便双双在“巫蛊之祸”中身亡了，昔日的皇曾孙一夕之间竟成了千夫所指的罪臣后代，这无疑让幼年时的他饱尝人情冷暖，遍历世道坎坷。在入宫前，宣帝一直在外家照料下长大，过着平民的生活。
不过，独特的成长经历也令宣帝拥有了养在深宫的纨绔公子所不具备的个人能力。《汉书》记载，宣帝“繇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宣帝起自民间，更了解底层社会的实际情况，这也为其登基后提出顺应民意的政策提供了基础。
身为武帝的嫡曾孙，宣帝继位被视为恢复了“武帝正统”。尽管正是这位曾祖父一手造成了宣帝祖孙三代的屈辱，但是面对此时依然权倾朝野的摄政大臣霍光，以及昌邑王转瞬被废的教训，宣帝能够稳固自身地位的唯一法宝也就是这层与武帝的血缘关系了。
为此，宣帝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其与武帝之间的联系，他不仅大力推崇武帝的功业，追尊武帝庙号为“世宗”，还下旨要求在武帝巡幸过的郡国立庙，更重要的是，宣帝在施政和行事作风上也力图模仿武帝，史书经常记载他“修武帝故事”“循武帝故事”。可见，推崇武帝的文治武功成了宣帝统治策略的第二个着眼点。
吏治天下：“宣帝中兴”的奥秘
地节二年，三朝元老霍光病逝。两年后，霍氏一族因谋反罪被满门抄斩，宣帝终于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机会，那么他又将如何推行自己的政策呢？
前面已经提到，宣帝的首要任务仍是恢复因武帝末年弊政所耗损的国力，而作为武帝嫡曾孙，他又希望能够效仿武帝，缔造与之相媲美的事功。因此，宣帝要拿出属于自己风格的“霸王道杂之”统治策略，即在把握武帝“王霸兼采”“儒法结合”思路的基础上，通过建设具备实务能力的循吏队伍，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以此避免武帝时因滥施刑罚造成的社会动荡。
首先，宣帝遵循了武帝“尊儒”的基本国策，在位期间始终奖励儒学，“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新设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三家《易》及《穀梁》博士，还亲自召集诸儒，举行校正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
然而，宣帝的“尊儒”是有限度的。与武帝相同，宣帝追求政治上的实效，相较于儒生，他更喜用文法吏，甚至让出身卑微的宦官弘恭、石显掌握中枢行政，这无疑激起了儒生的反感。儒生出身、时任司隶校尉的盖宽饶便以死进谏，痛斥宣帝：“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宣帝对当时儒生的提防并非无因。自西汉中期以来，汉代儒学即呈现出一种浓烈的复古主义倾向，儒生时常援引经书典籍的字句议论时局、抨击朝政，他们感到武帝以来的施政方针已经背离了孔子之道，《公羊》学者眭弘甚至认为按“三统”循环，汉家历数已终，竟上书要求昭帝退位，以“承顺天命”。显然，儒生的上述论调对宣帝的统治是极端不利的。
因此，宣帝在施政中更注重提拔具有实务能力、熟悉法令的文法吏，宣帝一朝涌现出众多“循吏”便是这一政策的突出表现。所谓“循吏”便是一批能“上顺公法、下顺民情”，以民为本、安定地方的官员，在《汉书·循吏传》所列的六位“循吏”中，有五位都自宣帝朝任官，他们包括：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和召信臣。
这些循吏在地方上往往能重视民情民意、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汉宣帝对卓有政绩的模范官员也不吝拔擢，引领了一时风气。例如，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宣帝下诏“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颍川太守黄霸“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因而被“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
宣帝任用循吏是其能开创“中兴”的重要原因，他曾感叹：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在其心目中，地方官员的治理水平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问题，正是由于他有这样的认识，“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作为一代“中兴之主”，当宣帝听闻太子质疑为何不专用儒生时，自然大动肝火。事实显而易见，儒生虽然能激扬文字、议论朝政，但缺少实干精神，能做事的还是那些扎根基层的文法吏，儒法并用、“霸王道杂之”的意义正在于此。
小结
汉宣帝提出的“霸王道杂之”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早在先秦时期，围绕“王道”和“霸道”，儒家与法家两派便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学说。一方要求施行仁政、德政，任用精通典籍的士大夫，实现三代的治世；另一方则强调法令的权威，通过组建高效的官僚队伍，最终富国强兵。双方的理论斗争随着秦国利用法家“霸道”统一六国而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秦二世而亡，根本原因便在于过度倚重法家学说，丢失了民心。此后的汉朝虽然承接秦制，但也不得不寻求调和转圜之道。不过，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根源于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的面貌尚不显著。
汉武帝是第一个明确以“王霸兼采”“儒法并用”的思想方针施政的汉代帝王，但由于其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对待百姓，仅以儒学装点门面，未能维持两者间的平衡，最终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祸。
宣帝的“霸王道杂之”正是在总结前代得失后形成的统治方略，他同时任用儒生和文法吏，但更注重提拔有经验的循吏。宣帝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十分了解民间疾苦，因此在施政时注意解决民生问题，避免了武帝朝放纵酷吏虐待百姓的弊端。
许倬云先生曾谈道：“法家的理论本来只及于治理的方法，未尝及于为政的目的；儒家的理论有为政的目的，而未尝及于方法。两者结合，遂成为帝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儒、法两家学说各有利弊，必须各采其长，宣帝的“霸王道杂之”恰恰得其中道。
可以说，自汉宣帝以后，这种以儒法两家思想为基底，礼法并用、德刑兼备、王霸结合的统治思路便真正固定了下来，而它的影响不仅及于两汉，在往后的朝代中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