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跌入另一颗星球
我忽然明白，选择来美国的那一刻，我已经选择让自己归零了。我重新进入了一个系统，每走一步，都和自己原来的系统相互冲撞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找到新的出路，努力地去认识新朋友，哪怕冲撞得头破血流。
我带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来到这片土地，遭遇重创，体验绝望，
然后带着一颗婴儿般的心重新上路。
来纽约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之前从未真正独处过。
上大学时，我住在八个女生挤在一起的宿舍里。那是我第一次离家。现在想来，宿舍的场景被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还原得很逼真。我的床在进门处下铺，因此成了来串门的人坐下来的首选。我在红格子床单上放了一块布以防外人坐脏了我的床。另外由于去学校报到的时间太晚了，衣柜只剩下最后一个，内嵌在高高的墙上。因此我每一次拿衣服都必须先搬个方凳来，然后踩在方凳上取衣服。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大四毕业。
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我们每四个人共用一张桌子，每个人只有一个小抽屉。很多东西没有地方放，因此无法避免，房间里被各种物件塞得满满当当的，我也习惯了上铺的书忽然之间“哐当”一下，从天上掉到我的床下。我躺在床上伸手就把书捡起来，递回给她。我的上铺是个广东妹子，每次书掉了她都用她的广东普通话说一句：“不好意西啊！”
我在自己坐下的位置的正前方，放了一块围着蓝色塑料框的圆形小镜子。每次坐在自己位置上背单词时我都忍不住要对着圆形的小镜子瞪着自己，仿佛灵魂已经被镜子里的人吸走。这时坐在我对面的宿舍老大，一个体形胖胖圆圆、经常被我们嘲笑穿着的东北女孩，会猛地从桌子的那一边一下抽走我的镜子，随即怒目圆睁：“看什么看，赶紧背单词，你这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对着镜子，我老觉得你在看我。”
我对面上铺是个婀娜多姿却嗓门巨大的海南女子阿媚，别看她瘦瘦小小，身材却特别好。夏天，每次她一进门就脱下连衣长裙，往上铺一扔，然后长长的头发一甩，用夹带着浓重海南味的普通话沙哑地喊出：“太热了！”宿舍里总是一阵狂笑。
阿媚个性豪放，我经常听到她在楼道里用粗哑的嗓子说着什么、嚷着什么。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床上放着大量的言情小说。只要爬上床，她就歪在床上看那些有着花花绿绿封皮的书，看着看着就经常做出同一个决定——今天不去上课了。而我们经常在奚落她、怪罪她的谈话声中走出宿舍。
阿媚有一个绝技，就是用海南话请笔仙。每次玩这个游戏时，寝室灯一闭，她的海南话就叽里呱啦地喊了出来，声响巨大。那些粗糙的音节里泛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乡土的味道。这个时刻，我经常被眼前的情景震到了：一个哇啦哇啦讲着我听不懂的方言的女孩，长发披肩，眉头紧锁，然后双手托着一张纸，然后那笔在桌子上诡异地走来走去。
大学期间，我显然不知道孤独为何物。大学毕业之后，我又进入了一个热闹非凡的职场。财经记者这份工作，让我穿梭在各种灿烂的场合，让我沉浸在一种浮夸的热闹里，不知道孤独到底是什么滋味。
那时候我有一大堆记者朋友，很多人成了我的死党。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些记者朋友在上海采访完戴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戴尔，已经处在截稿之前的生死线上，我必须分秒必争地赶在去机场之前交稿。在酒店等电梯的时候，我让男闺蜜张京科弯下了腰当了一会儿“桌子”，我竟然在这个“桌子”之上眉头紧锁，目不转睛地写了一会儿稿子。
那场景，想起来就觉得很夸张。
这种生活如同过山车一样，我一会儿忙碌得四脚朝天，手机不停地响，一会儿像文艺青年一样感慨一下生命。在朋友的调侃中，在大呼小叫的聚会里，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多愁善感又呼风唤雨的“大姐大”。我沉浸在别人的江湖里，却太晚思考自己的人生。
来到纽约，一切忽然戛然而止。
到达美国的第一个月，一切的一切，好像一部无声的黑白电影。告别party上温暖的团聚，仿佛是火柴划亮后的一束璀璨的光，只持续了片刻，马上就熄灭了。在纽约狭小阴冷的房间，我被置于无边的黑暗当中。那些过去生活中的欢乐，在空中如同电影一幕一幕地闪现。我像《蓝色茉莉》里的凯特一样，感受到无法医治的低落。我想，凯特失去的只是物质层面的奢华，而我失去的是精神上的宠爱和陪伴。我好像跌入了另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星球，那是一颗孤独的星球。
我提前一个月来到美国，临时租的地方是阿姆斯特丹大街122号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宿舍。阴冷狭小的房间里没有电视，但是一层的大厅里有个破旧的沙发，有一台特别老旧的电视。不是等离子不是液晶，而是一个大大的金属黑方块。这是一个公共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学习或者娱乐。
这是我第一次接连不断地看美国的电视节目。电视里播放的JerrySpringer主持的节目，堪称美国版的《七日》，但是比中国的节目要开放得多，采访对象全在撕扯和谩骂，而且没有戴面具。这种真人秀节目疯狂得让人发指。那个时候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对于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不是很懂，只是看他们无比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
换一个台，是个访谈节目。一个电视台给了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失去一切的一对母女一大笔钱，在5年中，她们努力生活重建一切。5年之后，电视台再次访问了已经恢复正常生活的她们。这个节目很温暖，也很传统。
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月，看内容各异的电视节目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朋友，只有这些嘈杂的、听不太懂的音节在耳边漫无目的地飘着。在一个月难熬到难以复加的日子里，我终于隐隐约约地明白了，从在中国工作到在美国学习，这种感觉如同用惯了Windows的人忽然有一天切换到了苹果系统当中，生活中的所有按键，似乎都失灵了，常常有一种不能自理的错觉包裹着我，无处可逃。
后来，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孩抢占了我的沙发，他在固定的某个时间来看美国的拼字电视节目。他一边叫一边笑，有时候还跟着电视里的人抢答。他大声嚷嚷着，仿佛是答题给自己听，又仿佛是说给旁边的我听。这种美国人天生热衷的拼写游戏，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天外来客。
我坐在沙发上，那个大厅渐渐地变得阴冷。有一堆年轻人来了，聚拢在旁边的一个圆桌上，哗啦啦地倒出一些纸牌和一些塑料块，他们在玩美国的一种游戏。安静的空间立刻被年轻人的大呼小叫占据了。他们叽里呱啦地兴奋地说着如同外太空一般的语言，兴奋地相互望着、交流着、高声叫嚷着，精力充沛，又肆意妄为。相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欢乐盛宴。而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仿佛与他们不在一个时空里。我被他们吵得头脑发涨，好多天没有好好吃过一顿中餐的我，此刻是如此的饥饿。
我忽然明白，选择来美国的那一刻，我已经选择让自己归零了。我重新进入了一个系统，每走一步，都和自己原来的系统相互冲撞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找到新的出路，努力地去认识新朋友，哪怕冲撞得头破血流。
我之前听说过人们初到美国的痛苦，但是身处其中，才知道，这不是电视剧，这是生活。我倔强地在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辞去带着光环的工作，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自我摧残的过程，带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来到这片土地。遭遇重创，体验绝望，然后带着一颗婴儿般的心重新上路。我回归了自己，也懂得了谦卑。除了看望这个世界，我相信，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