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接受这个悲惨的现实

我笑了笑，

心里深深地表示出对杰瑞这一“推”的感谢。

在皇后区的某个普普通通的大楼里，我的面前坐着一个毒品贩子。我是亚洲人，女性，30岁出头。他是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男性，皮肤全黑，50多岁。我们之间有种族差别、文化差别、性别差异、年龄区别。我一边准备着我的录音机一边苦笑着想：“原来这是杰瑞给我设的一个‘套儿’，他原本就没有打算和我一起采访。”

我只能接受这个悲惨的现实，面对着坐在我眼前的这个中年罪犯，我不太敢抬眼睛，只能试探性地问：“嗨，你好，我是海涛。嗯，我刚来美国，如果可以的话，采访的时候可以把语速放慢一点吗？”

对面的人一开口就是浓重的非裔美国人的口音，英语说得混沌不清，仿佛每一个单词外面，都裹着一层塑料布。他笑着说：“没有问题，我的英文其实也不好。”

我被逗笑了。一句话，使得氛围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按照教授教的口述历史的方法论，此时此刻，采访者对被采访者的全面观察就应该分秒必争地开始了。我眼前的这个非裔美国人，黑棕色皮肤，脸上布满皱纹，手臂青筋毕现，显示出几分老态。他混沌的英文发音和简单的用词透露出了他的种族特点和受教育水平。一个罪犯的人生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我按下了录音机的开始键，随后，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一个旧时的哈莱姆区、一个黑人青年的学坏史、一个罪犯的成长印迹，就这样，如同一幅图景一样，缓缓地在我面前拉开了帷幕。就着那混沌的英文口音，我听到了柯蒂斯·琼斯的故事。

我叫柯蒂斯·琼斯，我在纽约城出生，今年57岁。我有四个姐姐，一个兄弟。非常幸运的是，我父母今天依然健在，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活着。到今天，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地区。我们家当时住在哈莱姆区治安最糟糕的街区。在我们小时候，哈莱姆还不是今天的哈莱姆，也不像今天这么干净。那个时候哈莱姆区有很多黑帮，所以，你真得小心。比如，你要是住在148街，你不能走到143街去。那里你没有朋友，你就没有办法打架。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这就是当时的纽约。

毒品呢，在60年代的纽约，可以说到处都是。尤其是哈莱姆区更是如此。从大约10年级，我就开始接触毒品了。倒也不是说同龄人吸毒，我就要去吸，我就是好奇。有一天放学，我和一个朋友在篮球场上聚了一下，我们玩球儿一直玩到太阳落山。然后我们就坐在长椅上聊天。他忽然拿出一包海洛因来，放到他的鼻子下面开始吸。我说：“我也要试试。”我的朋友说：“算了吧，你！”我说：“我真的想试试。”

你知道，当时的海洛因劲儿特别大，你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上瘾。一般两到三天，你就离不开它了，你的身体开始特别渴望。这就是我开始和毒品接触的故事。到了11年级的时候，我决定找一个工作挣点快钱。我想，我将来也用不着上学校。所以在11年级的时候，我辍学了，而我找的工作，就是卖毒品，这来钱最快。

从柯蒂斯·琼斯嘴里讲述出来的故事，好像也没有那么沉重，我面前的这个老罪犯说话的样子缓慢平淡。到了这里，他讲述的只是他40年犯罪生涯的开始，而我也随之放松了下来。刚刚坐下来时，我的情绪是紧张害怕的。第一，我担心罪犯的性格是不是充满了暴力倾向，不愿意配合我的采访；第二，我是怕他浓重的黑人英文口音，让我无法准确地捕捉所有的信息。所幸的是，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当我让他帮我拼写他口述过程中的一个单词时，他抓了抓头皮，说：“嘿，你还真问倒我了。”我心里一笑，心想，我面前坐着的这个人只有11年级的学历，他所说的口语英文也非常简单。他不会拼写，毫不意外。

每一段口述历史，都是个人历史与公众历史的相互印证。因此，从个人历史的背景中，挖掘出时代的碎片细节，是口述历史的重要意义所在。在学术界，大家认为，口述历史有时候是官方历史的补充，甚至是官方历史的纠偏工具。个人历史与官方历史的交融，也出现在我正在进行的这段采访当中。柯蒂斯嘴里的一些纽约历史，和我此前研究的纽约城市历史相符。

柯蒂斯出生在1954年，他成长的年代，或者说他走入青春期的年代应该是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那是一个美国民权运动和破除种族隔离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年代，美国黑人不断地争取着自己的权益。那个时代的美国，因为各种运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城市暴乱期。白人与黑人的冲突，在美国北方的城市尤为激烈。对于纽约来说，哈莱姆地区是一个黑人十分集中的地区，黑人居民的比例在不断增高。资料显示：“这些黑人居民的经济基础薄弱，纽约市政府对哈莱姆地区的教育投入也不够，导致青少年的犯罪率非常高。虽然这个地区的居民一直在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教育平等权，但是哈莱姆地区的公立学校，无论是在师资力量上，还是在硬件设施上，都与其他白人社区的公立学校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我面前这个犯人缓慢的口述，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个混乱的白人与黑人相互对抗的年代。在那个黑人犯罪率奇高的地区，可以说，我的主人公也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我阅读过不少的历史资料，都说那个时候警察对贩毒行为基本是置之不理。在这一点上，我从主人公的口中得到了证实。柯蒂斯接着说：

回到那个时候，毒品和今天的价格可不一样。每一袋大概价值2美元。今天，一袋子那样的海洛因会花掉你100美元。那个年代，你可以在大楼里或者公园里晃荡。那些需要海洛因的人都知道，你肯定在。警察动用的警力和今天太不一样。那时候警察根本不管我们。他们觉得我们这些人就是在慢性自杀，让我们自生自灭就足够了。你早上起来拿着你的海洛因到公园里等人，等熟客来了就把货拿走，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的客人经常没有钱，但是他们需要帮个忙，你得照顾一下他们，反正他们早晚都得回来。是不是？

在我50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被警察抓住过。从17岁到50岁，我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被抓过，我真是太幸运了！我的朋友早就被抓住了。但是朱利安尼市长的上任，让一切都变了。他一上任就对法律做出了改变，颁布了一个叫新生活项目的政策。就算你在街上喝啤酒，或者拿着一瓶打开的啤酒走在街上，警察都可以走过来把你扔进监狱。50岁，我的人生开始倒霉了。

这次采访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我们下课的时间已经悄然来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采访一个毒品贩子，不但亲耳听到了旧时哈莱姆区的样子，还有幸学习了纽约哈莱姆区的历史以及纽约城发展变迁的历史。柯蒂斯嘴中的“讨厌的”朱利安尼市长，我的美国华人朋友不止一次和我提起过。在“良民”的嘴中，朱利安尼市长绝对是为治理纽约的高犯罪率立下赫赫战功的一位市长。上任后，他发现警察内部有腐败行为，开始了一系列“大动作”。他治理黑帮，清理警察队伍，这也是为什么警察和工会都比较恨朱利安尼的原因。一个在纽约待了20多年的华人好朋友索尼娅告诉我，朱利安尼上任时她在MTV上班，公司在时代广场的正中心，新市长上任不久，她就感觉到妓女和红灯区正在被清理出时代广场。经常有一些建筑被铁架子围着，那是红灯区正在被改造。1995年，索尼娅去新加坡工作了一年，等她1996年回来的时候，时代广场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广场。

朱利安尼的铁腕政策非常见效，纽约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城市面貌也有了巨变。不过后来很多人反对朱利安尼，说他是个独裁者。但是总体来说，纽约人还是非常认可这一位市长。在纽约人选举最好市长的投票中，朱利安尼得票率超过了后任迈克尔·布隆伯格。

我抱着我的录音设备走出了财富协会的办公室，被一种感知个人历史和公众历史交融的幸福感所包围。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博物馆，只要你努力挖掘，让受访者的记忆流淌出来，就会挖掘出无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细节。

这个时候，杰瑞也做完了他自己的采访，从某个屋子走了出来。他看见我，有点得意地笑了笑。我假装生气地对杰瑞说：“杰瑞，你太能鞭策人了！”而杰瑞露出了他那一贯的得意而狡黠的目光，获得胜利一般地对我说：“海涛，我就知道，你能办得到！”

我笑了笑，心里深深地表示出对杰瑞这一“推”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