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成为闯荡爱好者（1）

当你一天比一天努力时，世界马上邀你同行。

正当我沉浸于纽约的独特与伟大时，两年的留学时光也如同沙漏一般，行将结束。可以说，在我离毕业还有几个月时，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和很多朋友有一些浅淡交谈，各种国内的工作邀请纷至沓来。这个时候，我才觉得以前遭遇的所谓年龄压力、转型困难其实都是伪命题。当你一天比一天努力时，世界马上邀你同行，怎么可能抛下一个强大的你呢？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以前我对大龄留学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大龄留学的劣势只体现在留学的过程当中。留学结束了，大龄留学的优势便显示了出来。工作之中积攒的强大人脉经过两年时间的短暂休眠，被瞬间激活，选择面没有变窄，反而更宽了。

正当我决定利用留学生毕业后一年的实习期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继续加深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时，时任新浪网总编辑的陈彤先生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他希望我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门户网站——新浪网在华盛顿建立一个站点，报道美国白宫、国会以及美国智库的一手消息，为国内的读者深度呈现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而这个工作与我之前给自己设计的短期目标完全一致。

虽然非虚构写作是我的终极目标，但是对另一种文化的深度认知正是拥有国际视野、更好地写作的前提，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希望通过这个工作平台一方面继续品味美国文化，另一方面也探寻一下另一个城市的魅力。

因为这个选择，我人生中的双城记时代也被开启了。

华盛顿优雅沉静，政治氛围浓厚，街上漫天遍野的正装范儿，气质与纽约大不相同，它给予了我和留学生活截然不同的感受。在华盛顿，我穿上正装，转换为工作状态。作为新浪在华盛顿派驻的第一名记者，我的新世界在另一个维度悄然打开。

留学两年给了我新的世界观，也赋予了我用英语和世界深度对话的能力。此时此刻，我和两年前刚刚踏上异国土地的那个自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胆怯、沉默、如履薄冰，两年之后的我，则变成了一个闯荡爱好者。在各类华盛顿智库百花齐放的论坛上，我总是愿意坐在第一排，从不畏惧举手提出问题。

在美中商会上，我倾听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官员解读投资政策，了解了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深度困惑。2013年10月，美国政府因为预算问题进入关闭状态。2013年10月7日，奥巴马急签军方支薪案，五角大楼部分员工复工。2013年10月16日晚，联邦政府开始正常运转。

其间，我去国会山前采访那些被停掉工资的合同工们，听他们诉说对美国参众两院的痛恨。我夹在由美国普通民众构成的反对国安局监控邮件的游行人群中，看到示威者聚集在华盛顿联合车站前面，手举着“停止大规模监控” “谢谢你，斯诺登”等字样的标牌，宣泄着普通人对隐私被侵犯的愤怒。

我可以毫不怯场地和各路人士交流，微笑但是单刀直入地提出一对一采访的要求。很多的采访意向，就是这样达成的。在美国导演奥利佛·斯通和美国大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联合发布新书《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时，我就是这样约到了曾拍摄过《生于七月四日》《华尔街》《刺杀肯尼迪》等极具影响力的电影的奥利佛·斯通。

我至今记得我采访这位老人时他的样子：俊朗高大的斯通一直微笑着，毫无大牌的架子，两条浓黑的眉毛是他的标志，两条弯弯的眉尖下垂着，让人觉得他好像用眉毛就可以微笑，再加上一双炯炯有神永远在思考的眼睛，老顽童的形象呼之欲出。那天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深色的西服外套，没有打领带。因为肚子太大，他坐下的时候圆圆的肚子把衬衫撑开了，露出了一点点肚皮。

采访前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我们的对话在华盛顿H街的凯悦酒店套房拍摄，奥利佛·斯通的职业病随着摄影机的架设被触发了，胖胖的他坐在那里，嘴里小声点评着摄影师的灯光使用。在正式拍摄之前，他要求摄影师拍一张照片给他看一下画面。最后，这位大导演终于忍不住发话了：“你们这两个机位只有一个摄影师吗？这有点太疯狂了。”我那1982年出生的摄影师任美星，站在那里汗流不止。

采访的过程中，斯通大谈肯尼迪的尸检报告，谈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约翰逊任期内与肯尼迪任期内的政策的不同，批评保守派总统布什。挥洒自如的嘲弄显示在脸上，他一贯的不羁印在他那三道深刻的抬头纹里。

我和他探讨《刺杀肯尼迪》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也问他如果今天重新拍摄《刺杀肯尼迪》，他会做哪些改变。

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拍《刺杀肯尼迪》之后，就被叫作‘阴谋理论家’了。你知道，标签有时候还是挺毁人的！如果重拍，作为一个剧作家，我可能不会太多地修改剧本，但是根据一些新披露的事实，我会做一些修订。22年来，新的证据不断出现，但电影里的很多内容都经得起考验，比如子弹的顺序是正确的，刺杀场景也很准确。但是我认为杰奎琳犯了一个错误，她不应该让肯尼迪在华盛顿的医院接受尸检，而是应该在达拉斯。后来的尸检报告和刚开始在达拉斯最初的发现有区别，这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我始终相信肯尼迪谋杀案不可能只有一个凶手。我22年前这么认为，今天也这么认为。这是由极其专业的狙击手干的，而且不止一个。你从子弹的角度就可以看出。总统先向后倒，再向前倒，子弹一定是先从前方射过来，再从后边射过来。因此这不可能来自一个人。”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斯通的左派风格显露无遗，和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一样，他批判美国政府，并抨击美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大量问题。他觉得美国当时的国会是历史上相当糟糕的国会。他的这种态度和他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斯通对于美国政府的不信任与他早年间前后两次奔赴越南的经历密切相关。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是斯通刚被耶鲁大学录取后，他抛弃耶鲁盛名跑到南越地区教书，度过了6个月的难忘时光。从那里回来之后他再次抛弃耶鲁，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并最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