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战胜那个感觉不好的自己（2）

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让我难以融入课堂的氛围当中，仿佛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有一天，教授讲到了当时联合国成员国193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没有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他在讲台上缓缓地说：“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国家吗？是索马里和美国。为什么索马里没有通过儿童权利保护公约呢？因为索马里在过去20年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也没有像样的国会。它不通过也就算了，那你们猜猜美国为什么不加入呢？”一个美国同学在台下接着话茬说：“因为美国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呗。”

全班一片哄笑。

笑声中这位美国同学站起来，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规定父母不能打孩子，不能选择不让孩子接受性教育，另外公约认为儿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三个条款是引起美国疑虑最重要的三条。反对者认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美国有关家庭的相关法律相冲突。因此这个公约从未交参议院讨论。”

台下一片仰慕的眼光。而在这个领域我的知识一片空白。

在美国留学的每一天，似乎都是从对自己感觉不好开始的。然后每一天，从早到晚，心里暗自给自己鼓着劲，把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慢慢补齐，把低沉幽暗的情绪强压下去，然后苟延残喘地完成每一天的旅程。这是一个最开始收起所有内心的骄傲，但是最终又为战胜自己感到无比幸福的过程。这是一段无比艰难而又风光无限的旅程，过程比结果精彩。

我的毕业论文是杰瑞布置的，我需要用英文写5个人物的长篇口述历史作品，每个人15到20页。我恳求杰瑞：“杰瑞，我可不可以完成采访之后，把采访录音整理出来，然后把口述历史证词最精彩的部分做成拼接呢？很多人做口述历史的采访集都是这么做的。”一向照顾我的杰瑞在毕业要求上一点都不含糊，他马上否定了我的想法：“海涛，我认为这个想法太懒了。我觉得你能做得比这个更好。我希望你用卡夫卡式的方法写，再把你的观察贯穿于整个写作过程当中，你先去看两本卡夫卡的小说吧，看完咱俩再谈。”

听完杰瑞的谈话，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文学性的写作，它的难度对于我这样一个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来说，堪比登天。结束了这番谈话，走进学校的电梯，我哭了。长期积压在内心的压力让我崩溃了。眼前的漫漫长路，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走完。

我无法忘记我在昏暗的灯光下闷头阅读卡夫卡那本薄薄的《变形记》时的情景，我拿着一支铅笔，一边在书上画着圆圈和道道，一边写下自己只言片语式的心得，旁边是一杯浓浓的黑咖啡。

我忘记了我的论文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改了多少遍。杰瑞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总是对文化差异表现出各种疑惑。他对我说：“为什么你特意指出这个人出身富贵，却总是吃罐头食品呢？”

我说：“杰瑞，那个时候只有中国的富人才能吃得起罐头啊。”

杰瑞疑惑地耸了耸肩，说：“我们这儿只有穷人才会去吃罐头。”

文学写作对我来说，成为一种苦大仇深的折磨，但是最终，它也慢慢让我体味到了英文中那种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美感。我从一开始的毫无头绪到后来对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些感觉，最终体会到了语言如同天籁之音般的美妙。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大量地阅读，才能地道地书写。

当最终将100多页的英文论文装订成册时，一种在无边黑暗里潜伏，终于有一天浮出水面、内心充满光明的感受充斥了身心。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如同阳光一般照耀着我，我知道，我战胜了原来那个充满畏惧的我。

在纽约，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奋斗着的年轻人。比如厦门女孩珍妮，她在纽约读本科，后来在PBS电视台实习。她参与制作了一部PBS电视台制作的有关美国宪法的纪录片。我当时很惊奇，因为我正在看PBS电视台做的一部有关最高法院的纪录片，像约翰·马歇尔这样的很多美国人耳熟能详的人名，对于中国人则是完全陌生的，而她怎么能够完成这种跨越文化的工作呢？珍妮对我说：“巧了，我自己做的就是字幕的工作，这工作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每一天工作，我都要比美国人多花几倍的力气。因为每遇到一个人名，我都要上互联网去查找无尽的资料。”

哥大新闻学院的中国同学刘逍然经常要用英语去做一个完全美国化的采访，然后把英文的采访速录出来，再把需要剪辑的部分用黄色的笔标注上，最后开始动手编辑。有一次，她编辑的片子是对哈莱姆摇摆舞的采访，其中采访对象说的一个词叫作“dance battle”，她琢磨了良久也不知道是什么。随后她抓起电脑开始写邮件请教美国同学，最终搞明白是“斗舞”的意思。

哥大新闻学院的包蓓蓓告诉我她曾被新闻学院的老师派到华盛顿高地的拉丁裔社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她需要做数十个采访。于是，她从社区的政府负责人到警长，从街边开甜甜圈店的老板到遭遇家暴的妇女全部采访一遍。这是一段艰苦时光，她被训练提高新闻嗅觉和在陌生的环境中拓展资源关系。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最终出色完成了任务。

我和中国同学聊天时发现，很多人到了西方以后开始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也许是因为被抛进了如同黑暗般的孤独里，如同少年派被抛进了无际的大海，这和人生的终极体验相似。人们被推进了这种状态中，对一切充满敬畏。

两年的留学生活，如同一场纵横捭阖的大戏。我在课堂上耳濡目染了美国文科课堂的开放奔腾，在生活里结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在百老汇大街116号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中尽量汲取能够影响我的一切能量。我在纽约的文化海洋里的畅游，满足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最终的收获是：我战胜了那个感觉不好的自己，获得在痛苦里前行的无边法力。

现在，在北京，我竟然很想念那些死去活来的日子，我怕没有了那样流亡般的伤痛，我就变成了一个平淡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