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历史（1）

杰瑞·阿尔巴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专业讲师

每次邀请嘉宾来我的课堂，我都会让学生们做自我介绍。毫无例外地，海涛都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是第一个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口述历史的中国学生。”她说这话时面带微笑，像是在承认自己面临的所有挑战，同时又满怀自豪感和严肃的使命感。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专业在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它旨在研究口述历史——历史亲历者的一手证据——诸多可能的用途。我一直有预感，海涛在美国学习口述历史的经历和她在美期间的见闻必将写成一本书。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不仅是因为她做那番自我介绍——“我是第一个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口述历史的中国学生”——时表现出的坚定，同时还因为她是一个颇有天赋、酷爱写作的作家。

“哦，我太喜欢海涛了！”我的一位朋友说。一位年逾六旬的艺术家第一次见过海涛后，这样对我说道。那次见面是在我教的一个班做完展览之后。随后，这位艺术家和海涛同乘火车回曼哈顿。“她伶俐得像枚纽扣！”艺术家说。

记得决定把这位艺术家的评价告诉海涛时，我意识到也许我需要对这个美式俚语做点解释：“伶俐得像枚纽扣”是什么意思？这是海涛选的由我教授的创意写作课需要掌握的几百个惯用语之一。创意写作课也是她研修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专业的课程之一。

海涛有能力掌握这些俚语，做到定期——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吸收新的英文字词组合、学习英语口语无尽的表达花样，与此同时，在别的课上，她又要面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挑战——必须破解用学术语言写就的晦涩难懂的论文——这一切始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海涛选修的那门创意写作课，要求学生撰写从口述历史访谈中获得灵感的故事。口述历史访谈顺理成章地涵盖了各种惯用语，那些从正式美语中演变而来的各种非正式、区域用语及美式英语的其他变种。我们也会邀请嘉宾来课堂上接受访谈：有纽约市的医务护理员——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楼双子塔倒塌时，她侥幸逃生；有哈莱姆区80岁的前海洛因毒品贩子；有20世纪60年代在实验剧场演戏以及参演过电影《安迪·沃霍尔》的女演员；也有“二战”老兵。我们还在一所为刑满出狱人员做融入社会服务的过渡教习所做采访。所有这些人都用极其俚语化、极其个人的风格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照理会让海涛理解起来颇费周章，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棘手的，有时还是诗篇式的语言正是口述历史访谈的本质。我们的口述历史访谈往往是以放松和交谈的方式进行的，其本身是一场精心组织的非正式对话，有时要记录流浪汉甚至是犯人的语言。访谈依赖于场景的严肃性和该场景中使用的非正式语言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张力。口述历史感兴趣的是围绕每一件官方历史的非官方故事。顺理成章的是：这些非官方的、往往具有颠覆性的史实，其叙述语言相对那种剔得干干净净、自我意识过强的精准语言，应该更为松弛——后者在亮闪闪的辞藻包装下的官方说法，常常充斥着官方谎言。这种非官方的叙述方式在美国文学中有很多范例，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主角哈克贝利乘一排竹筏顺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筏子上藏着一个逃亡的奴隶。两个追捕奴隶的人乘着另一条小船经过时对他喊话：“你的筏子上还有别人吗？”

“有的。”哈克贝利答道。

其中一个追捕者问，那人是白人还是黑人。

“白人！”哈克贝利说。于是追捕者们离开了。哈克贝利此时自言自语道：“噢，我撒了个谎，我应该感觉很糟糕！我帮一个奴隶逃跑了。他是一个从来没加害过我的人的财产。可为什么我又感觉很好呢？”如果官方的政策是道德败坏的，那么，有时会有某个像哈克贝利这样的普通人，一个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其英语水平反映出自己与社会是多么脱节的人跳出来说皇帝是赤裸裸的；这样一个人被选择指出道德的败坏，并且拒绝认同这样的道德。

这就是口述历史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之处。它让人听到从那种不被认可的视角所讲述的鲜少耳闻的故事。它让人知道官方说法也遭到质疑，而质疑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像被揭示的真相一样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