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历史（2）

当我想要复述那位艺术家对海涛的评价时，我开始琢磨如何解释“伶俐得像枚纽扣”这个说法。是什么让一枚纽扣显得伶俐？它的大小？顺着这个思路——因为我们通常是先按字面意思解释一个俚语，再想办法去精确解释它——一枚海涛样貌的纽扣就出现在我面前。海涛会是怎样的一枚纽扣呢？鲸须制作的？布的？

不过真正触动我的是，那位艺术家用来描述海涛的话是多么的不精确。海涛或许可以用很多东西做比喻，但她恐怕不会是伶俐如纽扣。在某种意义上，那位艺术家眼中的海涛伶俐得像枚纽扣，正是海涛的成功之处——她作为一个观察家、访谈者、作家——让我的艺术家朋友感到自在。我能够想象得出，海涛如何通过自己娇小的身材使得另一个女人感觉放松——海涛身高大约1. 66米，而那位艺术家至少有1. 83米，她矗立在海涛面前，就像成年人矗立在孩子面前。海涛成功地让那位艺术家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好像她——海涛——只是一面空白屏幕。与此同时，海涛始终站在那里，像个老派的记者，把自己隐藏在朴素的外表中，以钢笔和笔记本为装备，微笑着记录下艺术家所说的一切。我从前常说，拜这种隐形能力所赐，海涛可以当个出色的情报搜集者。更有甚者，如果她想做那种手下不留情的新闻记者，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搞到好故事，她可以把这种能力用得炉火纯青。但她并不是这种人——作为一个严肃而才华横溢的作家，她根本不屑于此。她排斥廉价的噱头，她的作品带着辛辣的幽默感，犀利而深刻。这样的写作拒绝简单的回答，而是要抛出困难的问题。

她是这样一种作家，犹如写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的马克·吐温，感兴趣的是具有某种道德维度的问题、某种文学得心应手能驾驭的问题。这是海涛最值得赞誉之处。而本书最值得信赖之处在于，它是根据某种超越语言障碍的敏锐观察写就的，同时它又深植于她对普通人表达方式的学习掌握，所有这些领悟都来源于她对众多美式英语变种的学习掌握。

我很快就发觉，虽然她在中国已经卓有成就，她仍然选择口述历史项目、来到美国，决心从头学习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并体验一个全新的国家、全新的文化，只要这些能够使她掌握传统新闻学以外的新技能。抛开当今新闻学的成就不提，某些卑劣的旧习以及当代新闻学的环境都需要经受严格的审视。她感兴趣的是找到一些方式，使得她比目前新闻业所允许的走得更远——这倒不是因为新闻业本身有缺点，而是由于新闻必定有截稿期和来自编辑的压力。

口述历史追寻史实所花费的时间，与新闻相比可以说是“奢侈”的。海涛决意好好利用这种奢侈。她只想探寻，从历史角度审视某人生平为什么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她只想知道，如果顺着故事讲述者的线索以及故事本身走下去，不对这个故事强加某种外在的限制，能够得到什么。

为了规避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传统的记者为了保持人格尊严而不得不想办法规避的，海涛就那么安静地坐着，好几个小时倾听着自己的采访对象。她并不想保持记者应有的距离，而是借助充分想象，让自己与故事的讲述者保持身份的融合，尤其是在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为了记录中国移民为在美国社会寻得一席之地而奋斗的故事，她让自己超越留学生的身份，更进一步地想象自己舍弃一切，抛家别业，在一个到处是陌生人的土地上安顿下来。通过与采访对象互通共融，她与美国发生了一段短暂的恋爱——或者称之为热恋更加合适。

她让自己漂浮在虚无的希望与梦想之上，这种希望与梦想是美国政府引导人们所希望和梦想的。她必然要面对受访人物的失望之情——有时这种失望会带来痛苦，有时人们在被击倒之后可以用令人震惊的能力复原。她不断调整对美国的认识，最后可以用一种卓越的清醒态度正视美国——这种清醒认识就反映在本书中。

她依然对口述历史的方法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初到美国时，这对她还是一个很新鲜的研究方法，同时她也有兴趣将这种方式应用于一般教育：这是一种寻求不断提出问题而不太强调答案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她做到这点正是通过让自己伶俐得像枚纽扣，默默无闻、毫不起眼。然而，在她的作品中，她的人文气质、极佳的幽默感以及深邃的洞察力，却华彩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