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的洗礼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了沈阳。一时间，皇家宝藏的命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与民族利益联系在了一起。面对日寇侵略、大军压境，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与一大批爱国志士，开始了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故宫珍宝南迁工作。

日本的侵华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解放战争，使中国陷入漫长而剧烈的动荡之中。在日军肆意蹂躏“满洲”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担心日本侵略者下一步就要逼近长城关口。面对日军的侵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做出了一个果断而又大胆的决定：把故宫藏品中最好的一部分迁移到南方去，以保护它们免受战争的侵害。中国皇家藏品的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又过了很多年，经过多次迁移，皇家藏品才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1932年9月，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同意了古物南迁的建议。像以往一样，故宫博物院卖掉了宫里库房所存的一些物件，以便为珍宝南迁筹集资金。与此同时，烦琐的古物装箱工作也开始了。

这次古物南迁之所以要偷偷进行，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因为转移文物的行为可能会被公众理解为是政府放弃北平的一个信号。为了安定人心，易培基请内政部官员做出保证：一旦政治形势稳定下来，这些文物就要运回故宫博物院。当时，几乎没人能意识到日本侵略战争的长期性，相反，大多数人担心的是：“如今故宫博物院里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件普通文物供游人参观了。”

1933年2月和3月，当文物通过铁路运至南方的时候，它们终将落脚何处还没有确定下来。临时的决定是，先把装书画的箱子运到上海，时机成熟再运往南京长期保存。在上海，文物被放在相对安全的外国租界的两个库房里，一个库房属于法国租界，另一个库房属于英国租界，每个库房都有法国或英国警察辅以中国便衣守卫。来自北平的三个博物馆——中央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书籍和文件直接被送往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为给这批文物在南京找一个长期存放地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在1935年7月，故宫博物院接收了南京的朝天宫，决定把文物存放在这里。存放藏品的仓库于1936年3月开始修建，当年12月竣工。自此，从1933年起就存放在上海的文物，被运到朝天宫。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举办一次展览。1937年5月，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国民大会堂举行，此次展览展出了从先秦到清朝的历代艺术品。教育部是这次展览中政府方面的赞助方，它期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树立南京国民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地位。这次宏大的展览同时也使公众确信，皇家珍藏的宝贝已经平安运达南方。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场大灾难在中华大地上蔓延。抗日战争的扩大很快就迫使这些珍宝不得不再次转移。在战争中，故宫博物院管理层抓紧时间制订保护皇家藏宝的计划。经过紧急磋商，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即分三路将文物向西转移到重庆。

1937年8月14日，曾经运往伦敦展出的80只铁箱子装满了第一批被运出南京的文物，这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运走的，这批文物勉强逃过了被毁的命运。第一批运出的文物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几个月后，长沙也危险了，这些箱子又经广西运至贵州。不久，长沙原来存放这些箱子的图书馆就被一颗炸弹夷为平地。一年之后，这批文物被运到了贵州安顺附近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这里，这批文物度过了1938年至1947年的漫长岁月。

1937年11月初，第二批文物也在准备迁移。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装箱、装车，把9369只箱子运至码头。这一大批文物从11月20日至12月8日离开南京，到12月10日，9369箱文物通过轮船经长江运至汉口，1938年3月到了宜昌。在宜昌，这批文物不得不停留几个月等待长江水位上涨。1938年秋天，文物被继续转移，穿过险恶的长江三峡到达重庆。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1939年春天，这些国宝又被装上小木船再次迁往乐山。

第三批文物从南京运出后，经陕西，最后被运到四川，这是运送文物最艰难的一条路线。这批文物共7286箱，于1937年12月10日日军攻陷南京前夕从南京转移，经陆路由火车运往徐州，接着在1938年1月至5月间又被装进300辆卡车运到汉中。只过了一个半月，国民党政府就下令让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为国宝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果然，汉中的储藏地孔庙在文物转移后不久，就被日军的飞机炸毁了。下一个目的地是四川省的成都。去成都的路上要经过许多交叉的渡口，装满文物箱子的船只逆流而上，只能靠人力拉。文物刚到成都，又一道命令下来，要把它们再运到150公里外的峨眉山。这批文物从此被藏在峨眉山的两座庙里，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清点、核对文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清宫文物重新清点、核对，登记、造册，进行鉴别、分类和建档，纠正了过去计件不确之处，并增补了遗漏的文物。通过长达十余年的工作，总计清理出清宫旧藏文物71万余件。同时还通过国家调拨、向社会征集、私人捐赠等方式，新入藏文物达22万余件，极大程度地填补了清宫旧藏文物时代、类别的空缺和不足。而新入藏的古代法书名画中，如晋代陆机的《平复帖》、王珣的《伯远帖》、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卷》、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宋代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卷》、郭熙的《窠石平远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等，均为惊世之作。

同时，故宫博物院利用旧有房屋按文物类别建立了一系列库房。为确保文物安全，除了不断改善库房条件、制定严格的文物保管和使用规章制度，故宫博物院还逐步引进了现代化设备，开展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对原有损伤、残坏、破旧的文物进行了修复，并对重要文物加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