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应用之生活的冥想（5）

在研究中，他们首先将实验室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提升了10。一个健康人处于这种空气环境中，几秒内就会出现呼吸加快、心跳加速、浑身冒汗等体验，它们与焦虑、惊恐发作的体验相差无几。

然后，他们将被试分成三组：第一组，教他们如何调整呼吸以放松身体，缓解焦虑反应；第二组，教他们如何简单地观察身体体验的变化却不做任何主观干预；第三组，不做任何指导。然后，让他们分别进入实验室环境，前两组会提醒他们用掌握的技巧处理自己的身体反应。结果，掌握了呼吸放松技巧的第一组中，有42的被试认为自己即将崩溃，完全无法控制身体体验；第三组中，有28的被试产生了将要崩溃的感受；而第二组被指导去觉察自己体验变化的被试，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即将崩溃的感觉。

这个研究清晰地呈现了一个事实：任何时候，当我们想用技巧处理问题时，都有可能走向反面—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出新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虽然有很多来访者借助这些技术成功解决了某些心理困扰，但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的状态总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如果你也属于这类人，那么要想彻底终结心理痛苦的循环往复，就需要有能力踏入第二种境界。

境界二：觉察+不带任何意图的觉察

在清晰地觉察到现实痛苦之后，生活的冥想的第二种境界，是继续如实地感知而不做任何有意识的干预。

这就意味着，第一重境界里存在的“我想要放松”“我不想悲伤”“我不能愤怒”“我要微笑”等“观察者I”活跃的意志性语言，已经不再继续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能被快速觉察，而不再具有行动掌控力。

比如当愤怒时，去关注愤怒的身体体验。我的身体在前倾，眼睛圆瞪，双手紧握，肌肉收缩，呼吸急促，心跳加速，面红耳热等；同时，也去关注愤怒中的思维体验。比如，我注意到一个接一个的念头延续不断，“没用的，不管做什么练习都帮不到我”，或者“我早就厌倦了，这样做真的没什么效果”，或者“这太让我生气了，我必须表现出愤怒，否则以后就会永远被人欺负，我决不能示弱”，或者“我需要赶紧调整呼吸来放松身体转移注意力来转换情绪”。

这种对身体体验和思维变动如实觉察的行动，就是“观察者I”和“被观察者Me”重归统一的过程，也是自我消失的过程。当自我消失时，我们所体验到的身体痛苦可能依然存在，但心理痛苦不会有任何存在的可能。

在第二种境界的基础上，若我们能继续观察自己的生活，并在这种观察中彻底理解一切心理痛苦统一的机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迈入第三种境界。

境界三：觉察+洞悉心理痛苦的本质+拥抱痛苦体验并热情地生活

生命的真相，不只是此时此刻的体验。否则，在追逐生命感受的过程中，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对超强感知能力的迷恋。这不是终结心理痛苦，而是形成新的痛苦。

所以，当我们有能力如实地觉察鲜活的身体体验和思维体验之后，我们更需要洞悉心理痛苦的机制与结构，去看清生活中哪些反应只是模式化的陷阱，哪些会带来危险。在这种清晰的觉察中，逐渐拥有远离陷阱与危险、追求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智慧。

我要声明的是，这种远离，绝非基于恐惧、不安的反应，而是充斥着智慧的行动。

举例来说，我已经知道了思维是“观察者I”基于经验的产物，也知道“观察者I”会带来思维与现实间内在的分裂与冲突，那么，面对此时此刻的心理挑战，我就不会继续在思维的框架下寻找解决方案，也不会寄希望于通过思维领域的分析、评判、选择、反省等解决当下的困境。此时，我只会远离这虚假的一切，让自己的注意力重新回归现实世界。

远离一切虚假的、冲突的、危险的反应，让注意力自然回归现实，这就是生活的冥想带来的智慧。这种智慧，会终结一切无谓的冲突，进而带来充沛的身心资源，让我们更热情地去爱、去生活。

这是我所倡导的生活的冥想练习真正的目标：在对自己鲜活的感受、思维、行动以及背后驱动性力量每时每刻的清晰觉察中，终结一切内外冲突，从而带着巨大的热情去面对生命的一切挑战。

实际上，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算真正踏上了生活的冥想之路。

实践的社会应用

本书的主题，是终结一切个人层面的心理痛苦。因此，社会层面的痛苦，本不在我此次呈现范畴之内。

但是，一旦我们真正理解了心理痛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自然就会看清一个新的事实：社会痛苦，不过是个人痛苦外放的结果。所以，只要我们有能力终结个人层面的心理痛苦，我们自然就可以阻止社会痛苦的发生。

在这里，我选择两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此稍作揭示。

研究一：旁观者效应—当行动被思维阻碍时

1964年，美国纽约皇后住宅区一条小巷里发生了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惨案：一个女性，在自己家门口，被一个歹徒残忍攻击了45分钟，并最终被杀害。据媒体报道，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至少有38位居民承认自己通过窗户看到了袭击或听到了女孩的呼救声，但在现场没有一个人试着去救她，甚至无人报警。

这起惨剧，曾引起美国社会一场关于人类是否已经变得过于冷血麻木的讨论。

但与公众、媒体一边倒的批评相反，很多心理学家试图合理解释这些旁观者的行为。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比布·拉坦内和约翰·达利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旁观者效应，即目击一件紧急事件的旁观者越多，他们中的每个人帮助受害者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其他研究中，他们又发现人数也许并非关键。比如在一个实验中，他们让被试坐在屋里完成一份问卷。然后，被试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白色的烟会从墙上一个小通风口一点点进入室内，不久以后，房间里充满了烟，导致被试几乎看不清问卷。此时，如果屋内只有一个被试，50的人会在两分钟内离开房间寻找实验者，报告建筑物内可能发生了火灾，6分钟内，75的被试都会离开。但是，如果屋内同时有3名被试，那么只有12的人会在两分钟内离开并报告，到6分钟时，只有38的人会报告。

观察到这一现象，社会心理学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多元无知，即在突然的混乱或挑战面前，一个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会本能地去观察他人的反应，结果这种茫然的观察行为，会被彼此解读为一切正常，因此没有人会采取有效的行动。

基于这些研究，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解决类似困境的方案：当事人要清晰表达，要有针对性地求助。

这真的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吗？

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前面我们一起探讨的信息，你就会发现，更有效的答案，并非心理学家们的结论。无论是皇后区惨案的旁观者，还是烟雾实验中的被试，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无力关注并生活于现实，所以习惯性地进入思维评判的世界，结果让思维阻碍了行动。

比如皇后区惨案中的旁观者，“已经有人在制止罪恶了，我不需要再做些什么”，或者“肯定有人会报警的，我还是不要自讨没趣了”，或者“这么久了怎么警察还没来？没人报警吗？再等等看看，也许警察马上就来了”。

比如烟雾实验中的被试：“怎么了，是着火了吗？要不要报警？为什么他们一点都不惊慌？看样子我太紧张了。”或者：“赶紧填，填完就能离开这间冒烟的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