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519—1565年：荷兰宗教改革早期（2）
尽管数量惊人，但这个数字在整个尼德兰都在持续下降，这一过程在宗教改革之前，甚至在1500年之前就早已开始。1493年，25岁的伊拉斯谟离开豪达附近的斯泰因修道院时有幻灭之感，他正在参与一场伟大社会变革的第一轮骚动，这场变革将对整个低地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各地的修道院都越来越空。海牙附近的瓦特灵恩修道院在1485年建立时有13名修士，到1538年只剩3名。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贵族女修道院1453年时住着36名修女，1494年减少到29名，1553年只剩20名。在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修道院过去势力强大，在中世纪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弗里斯兰修道院的数量远远多于别处，共50个左右。1511年，单是正式神职人员，男女共有2 000多名，高于弗里斯兰总人口数的2。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该省人数逐渐增多的同时，修道院的人数却在逐步减少。
比人数减少更严重的是教会正在丧失其声誉和社会地位。1525年，伊拉斯谟记录道，荷兰、泽兰和佛兰德的民众普遍厌恶修道士。1567年，弗里斯兰执政、旧教会的坚定支持者阿伦贝格伯爵承认，在弗里斯兰，正式教士遭到“普遍的厌恶”。一些主要的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也承认这一点。此外，旧教会教授的宗教仪式和观点明显越来越不能约束民众。朝圣，包括到耶路撒冷朝圣，在16世纪初仍然相当流行，然而到16世纪50年代，这种活动已经丧失了此前的吸引力。在各个市镇，传统的宗教游行依然在市议事会和行会的组织下像从前一样上演，但是许多迹象表明，多数民众并不像从前那样虔诚地对待它们。到16世纪早期，对教士的公开批评已经随处可见。在宗教改革酝酿时期的尼德兰文化中，耶罗尼米斯·博斯在许多方面或许完全是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但他的画作揭示的修士的贪婪、修女的罪恶和告解神父的放荡，都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主题。
路德的影响
如果说1520年之前旧教会就开始走上名誉扫地、丧失道德权威的道路，那么1520年之后，这个进程毫无疑问由于马丁·路德的影响而大大加速了。路德，尤其是前期的他，因其掷地有声地抨击教会的道德败坏和信仰堕落，专注于《福音书》，而对低地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福音书》的强调本身就包含了宗教和思想上的革命，因为无论是在低地国家还是在别的地方，中世纪晚期的虔信行为主要采取圣礼、教会和大众仪式等复杂形式，而不是《福音书》。人们接触到的《福音书》通常只有拉丁语的。早在1518—1519年，埃姆登、多德雷赫特、代尔夫特和安特卫普等地就出现了路德早期作品的各种版本。1519年5月，伊拉斯谟从安特卫普写信给托马斯·沃尔西称，路德的作品在低地国家“到处”传播。1521年6月，当时身在安特卫普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记录道，他与科尔内留斯·赫拉费乌斯交换路德的文本。赫拉费乌斯受雇于安特卫普，也是尼德兰在宗教改革早期就公开支持路德的少数几个官员之一。宗教改革在埃姆登并没有遭到压制，它得到东弗里斯兰伯爵——伟大的埃查德的批准。路德的文本四处传播，到16世纪20年代初，“宗教改革”已经成为各低地国家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因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回应是谴责路德及其著作，路德的作品被公开烧毁，宗教裁判所建立了起来。佛兰德颁布了皇帝1521年3月发布的禁令，法令查禁“这个路德及其所有追随者和信徒的书、布道辞和文章”，下令烧毁这些作品。随后哈布斯堡尼德兰和周边邦国颁布了一系列地方禁令，其中列日、乌得勒支、科隆和明斯特这些教会公国尤其如此。公开焚书的举动让我们得以窥探路德的文字在多大范围内侵入了尼德兰。1520年10月，鲁汶烧毁了80本路德著作。1521年7月，安特卫普在皇帝面前销毁了400多本路德著作，据说其中的300本是从书商那里抄没而来。同样在1521年7月，根特将另外300本路德著作投入烈火。1522年，更多的公开焚书活动接踵而来，较为有名的在布鲁日，而安特卫普又烧了两次。
不过，虽然焚书地点大量集中在南尼德兰，但人们不应误认为打击路德出版物的浪潮在北部会更温和。当然，由于北尼德兰远离中央政府，许多地区事实上仍然在哈布斯堡的势力范围之外，北部的镇压活动变得不那么激烈。然而，1522年5月，莱顿市议事会命令城市居民交出所有的路德文本。1524年9月，代芬特尔的治安法官抱怨，路德的作品正广泛传播，连教士和平信徒都会阅读。1525年8月，伊拉斯谟记录道，多数“荷兰人、泽兰人和佛兰德人都知晓路德的教条”。皇帝在1525年9月颁布了针对荷兰的法令，法令将路德影响力的传播重点归咎于两点：一是许多教士采纳了路德的观念，二是淳朴的民众阅读路德作品的译本。北尼德兰大批焚毁路德文本的活动开始于1521年的教会城市乌得勒支；但是，直到1526年，焚书活动才首次在哈布斯堡的北尼德兰领地上出现，此次焚书发生在阿姆斯特丹。英格兰驻哈布斯堡尼德兰大使约翰·哈克特爵士十分了解该国及荷兰语。1527年5月，他向红衣主教沃尔西报告称，路德的影响力“在这一地区深入”传播，“尤其是在荷兰、泽兰、布拉班特和佛兰德”，低地国家“已然处在极大的危险中，因为基本每三个受到‘污染’的人中就有两个公开秉持路德的学说”。后一种说法或许多少有些夸张，但是毫无疑问，路德在尼德兰的影响相当广泛，不过法语地区除外。
路德的出版物和路德文本的摘录在说荷兰语的尼德兰传播得比在法兰西、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普遍，这并不奇怪。首先，相比周边地区，尼德兰的社会高度城市化，因此拥有更高的识字率。其次，基督教人文主义早已在尼德兰兴起，到16世纪20年代初，它对尼德兰城市的拉丁语学校和社会整体产生的影响也比对其他地方的大。尼德兰最著名的早期新教徒中有像赫拉德·赫尔登豪尔和兹沃勒拉丁语学校校长赫拉尔杜斯·利斯特里厄斯这样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利斯特里厄斯早在1520年之前就是路德的追随者，1521年他因对市民生活造成的影响而被市议事会驱逐。再次，或许除了巴黎，安特卫普是全欧洲最重要的出版中心，而尼德兰整体上以其数量众多的出版商和书商著名。最后，德意志与尼德兰之间密集的内河与沿海交通使低地国家成了德意志文献的主要输出地。
在北尼德兰，大批量的路德文本来自汉萨同盟城镇、埃姆登和安特卫普。在16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政府的迫害变得更为系统之前，这些作品还在本地印刷。北尼德兰主要的印刷中心包括代芬特尔、兹沃勒、阿姆斯特丹和莱顿。无疑，路德本人的作品只占尼德兰出版物的较小一部分。1540年之前，不算路德德语版《圣经》的译本和编入其他书的路德文本节选，大约有50种路德作品以荷兰语在各个地区出版，包括并入哈布斯堡尼德兰之前的上艾瑟尔。同一时期，活跃在安特卫普的56家印刷商在1500—1540年间出版了2 480种书，考虑到这个数字不到尼德兰出版物总量的54，路德作品的出版数量其实不算太大。然而，假如印刷品总量和书店、图书馆数量没有如此庞大，路德作品的版本数量将会少得多，其他作品不标注路德之名而摘录其文字的频率也会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