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519—1565年：荷兰宗教改革早期（1）

宗教改革前夜的尼德兰教会

低地国家的宗教改革开始得很早，并且迅速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深入发展。但是在好几十年里，它又是一场不成功的宗教改革，政府的行动阻碍着改革进程，让宗教生活，进而还有一切思想和文化，处于极其迷乱和停顿的状态。尼德兰宗教改革的进程与德意志、瑞士、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截然不同，因为本质上来说，它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而非在政府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其关键的前加尔文宗阶段尤其如此。

荷兰新教运动最终将受加尔文宗主导，但加尔文宗在低地国家登场较晚，在16世纪50年代前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在此之前，宗教改革最深远的影响、新教观念的传播和国教的衰弱大体上已经清晰可见。到1559年，加尔文宗才刚刚开始有所影响时，低地国家的天主教会已经相当弱，以至于它是否能以传统形式存活都成问题。国王腓力二世本人在迫使教宗同意设立14个新主教区时，向教宗表示：没有彻底的变革，“我不知道我们的宗教如何才能在这些邦国为继”。然而，即便做出了这样的变革，拯救尼德兰教会依然很困难。

腓力二世的“新主教区”方案出台前，尼德兰教会最显著的特征是教会组织的次要性，这在大河南北都一样。尼德兰整体有超过300万人口，却只涉及5个主教区，即阿拉斯、康布雷、图尔奈、列日和乌得勒支，其中4个位于最南端的法语省份。尼德兰的大片荷兰语地区属于区区2个主教区——列日和乌得勒支。列日位于哈布斯堡的领土之外，此外，2个教区的教会司法权都在选帝侯科隆大主教手上。这将查理五世置于非常奇怪的位置——他大部分北部领地的宗教事务都受到邻国小封臣的监管。这幅教区重叠和边缘化的图景因为下列因素而更加复杂：康布雷教区由兰斯大主教管辖，他是皇帝的主要敌人法兰西国王的臣民；尼德兰东北部部分地区位于乌得勒支主教区之外，格罗宁根大部分地区与弗里斯兰部分地区组成了隶属于明斯特主教区的弗里西亚副主教区。弗里西亚与乌得勒支主教区之间传统的边界划分，将东海尔德兰的大片区域，包括亨厄洛、格罗、博屈洛—利赫滕福德和布雷德福特，留给了明斯特主教区。此外，奈梅亨属于科隆主教区，而格罗宁根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边界飞地韦斯特沃尔德归奥斯纳布吕克教区，这让“拼图”更加混乱。

这种凝聚力的匮乏一直困扰着尼德兰的勃艮第-哈布斯堡统治者。大胆的查理、马克西米利安、腓力一世和查理五世全都考虑过重组教会的计划，尤其致力于结束列日主教对勃艮第-哈布斯堡大片领地的宗教影响。不过，他们的不满是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的，没怎么获得教宗的支持。最终，他们的努力也没什么结果。

这几个主教基本上来自主要的贵族家庭，而且有着鲜明的世俗倾向。图尔奈主教夏尔·德克罗伊是瓦隆大贵族家庭的子孙，他对自己的教会职责基本没有兴趣，1540年才第一次在图尔奈主持弥撒，基本上总是缺席。类似的，查理五世的乌得勒支主教乔治·范埃赫蒙德来自一个主要家族，是旧式的、前宗教改革时代世俗主教的又一例证。除了无力的教会结构导致的疏漏与混乱，这里还存在中世纪后期人口变化带来的差异和不平衡。例如，大河以北的堂区分布仍受13世纪社会情况的影响，那时大部分人口和重要城镇还集中在东北部。于是，乌得勒支主教区里有上千个堂区，但是内陆的堂区数量大约是荷兰与泽兰的2.5倍。实际上阿姆斯特丹和代尔夫特这些荷兰省大型城镇的堂区组织相当少。

毫无疑问，教士纪律涣散、训练匮乏、时常缺席等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层次的教会生活中。16世纪早期和中期，批判教会的常见模式就是攻击教士的道德缺陷。有人抱怨教士没能遵守独身和禁欲的誓言。我们可以获得一些零散的数据，它们显示教士之中的非法同居现象事实上相当普遍。海特勒伊登贝赫周边的乡村里，近20的下层教士有同居生活；在其他地区，似乎有多达25的教士这么做。不过这些怨言的新颖之处并不是同居事实本身，而是世俗人士对教士同居现象的态度变化。

主教之下设有副主教和教区长，他们通常也是世俗贵族。不过在许多地方，教会最富裕、最有权势的部门是大修道院和各类修道院。同样，它们常常以对宗教兴致不高的贵族为首。修道院为数众多。1517年，乌得勒支主教区下辖193座男修道院和284座女修道院。许多修道院很小，不怎么重要，但大型修道院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区域的政治和文化。在泽兰的中心瓦尔赫伦岛，最有名的神职人员是米德尔堡大修道院院长。1572年之前，他是泽兰三级会议中唯一的教会代表，虽然他在三级会议中的席位主要仰赖他的地产和收入，而非其教士身份。1561年，14个新主教区之一的哈勒姆主教区成立，其收入大多来自哈勒姆以北的埃赫蒙德大修道院，该大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与新主教的尊贵职位合二为一。在格罗宁根，古老、著名的爱德华大修道院一直以来都是该省精神生活的中心。

在16世纪早期和中期，尼德兰教会虽然世俗化且缺乏统一的组织，但是它们富裕、有权势，并且跟之前数个世纪一样，对社会施加着重大影响。1572年前，尼德兰最大型、最重要的艺术委托任务都来自教会，乌得勒支之所以能成为大河以北首要的艺术中心，是因为它是主要的宗教中心。埃赫蒙德主教像其前任一样，是个慷慨的赞助人，他为许多教堂安上彩色玻璃窗，添加祭坛画，正如马尔滕·范海姆斯凯克在1540—1541年为阿尔克马尔主教堂作的画。大修道院院长也是主要赞助人。扬·范斯霍勒尔是绘画变革的先驱，不过他接到的委托任务总是来自各个教会机构。

如前文所述，社会与国教的疏离开始于人文主义带来的教育和虔信方面的变化。结果正如众多证据证明的，教会在1520年以前开始衰落。事实上，从表面上看，尼德兰的天主教会在1519年之后的数十年间仍然颇有权势和活力。16世纪的头六七十年里，无数教会建筑工程完工，包括布雷达、阿默斯福特和格罗宁根的巨型教堂尖顶，这些建筑通常部分由平信徒捐助。豪达的主教堂圣约翰教堂是北尼德兰最辉煌的教堂建筑之一。它于16世纪初建成，但是在1552年因火灾严重损毁，随后在大起义前的最后一段时日得到完整修复。它最有名的彩色玻璃窗安装于1555—1570年，当时宗教骚动正日渐增长。然而，有迹象表明，平信徒对新宗教基础设施和建筑的热情基本上在15世纪80年代之前就耗尽了。这些完成于16世纪中期的宏伟计划，其提议和设计方案大多都能追溯到15世纪。因此，151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大型计划的完工，能反映出教会依然富有、资源丰富，却不一定能说明教会依然享有此前的声誉。

在教士数量方面，教会也显得十分壮观。马斯河以北的尼德兰有未来的荷兰共和国近四分之三的领土，16世纪早期，这里有近5 200名堂区教士，约3 000名普通修士，还有几千名修女。总的来说，教会的人员总共约1.5万人，占总人口的1—2；此外，还有直接依附于教士的人，包括助手、管家、情人和私生子，这些人又占了总人口的1。在某些地区，教士的集中化程度特别高。乌得勒支城有约1 500名正式教士，360多名在俗教士，占低地国家北部堂区神职人员总数的7。豪达的圣约翰教堂和多德雷赫特的主教堂各自有大约50名教士为其服务。1522年，格罗宁根城至少有50名在俗教士，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正式教士。甚至像布拉班特北部的奥斯特韦克这样的大型村庄，也可能有15名常驻神父服务于20座小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