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大起义与新国家的诞生（15）

1586年12月，莱斯特伯爵暂时返回英格兰，当时联省共和国内部的情况已经相当紧张。莱斯特伯爵被指控危及共和国的稳定，将“各个省份推入危险境地”。更重要的是，英格兰士兵和当地民众之间的摩擦越来越令人担忧。1585—1587年正是新教难民从南尼德兰涌入荷兰和泽兰的高峰期。这时，荷兰共和国的房租非常高，住房严重短缺。总体来说，无论是在根据《无双协定》委托给英格兰管控的“戒备城镇”弗卢辛、布里尔和拉梅肯斯，还是在其他有英军驻扎的城镇，英格兰军队的膳宿和补给都非常匮乏，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挫败感发泄到当地民众身上，结果可想而知。“守军中的纪律极其涣散，我们国家的守军尤其如此，”国务会议中的一位英格兰成员托马斯·威尔克斯写道，“以至于听到递交给会议的对他们持续不断的怨言时，我感到羞愧。”“我们开始变得令人民讨厌，”他接着写道，“就连西班牙人自己在统治他们征服的城镇时，手段都比我们对自己的朋友和盟友采用的要温和。”

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领导下，荷兰省三级会议毫不迟疑地利用莱斯特伯爵的缺席，来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多德雷赫特和霍林赫姆认为，不应该在没有莱斯特伯爵同意的情况下引入重大变革。但它们的反对意见遭到无视，三级会议采纳了新规定。据此，在荷兰和泽兰服役的每一个军官都必须从执政那里接受任职，并宣誓效忠省三级会议。省内的军事行动也都不再被视为合法行动，除非得到执政签发的特许状授权。莱斯特伯爵的贸易禁运政策也遭到调整，以抵消它的影响。这项行动令布里尔的英格兰长官大为光火，他表示决不允许在本城宣布这些变革。

在这个关键节点，民众对英格兰军队的抵抗加强了荷兰省三级会议的影响，削弱了普劳宁克和埃塞尔·阿伊斯马的力量。他们二人力图说服总三级会议，按照与“查理五世从前掌握最高权力”时一样的基本原则，将联省的最高权力授予伊丽莎白。莱斯特伯爵归来时发现，“英格兰派”已被计谋挫败，他们非常衰弱，莱斯特伯爵甚至已认定，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他要么放弃努力，要么就得尝试某种形式的政变，就像安茹公爵在1583年时做过的那样。1587年1月，代芬特尔以及聚特芬周围要塞中的英格兰守军厌倦了荷兰，向西班牙人投诚。他们交出了共和国抵抗帕尔马公爵的一些重要的防御工事。随之而来的是民众对英格兰士兵的“极度憎恨”，这转而又在兹沃勒、阿纳姆和奥斯坦德激发了进一步的兵变，由此又催生了民众对莱斯特伯爵和英格兰更为强烈的仇恨。在1587年5月弗里斯兰三级会议的集会上，在泽芬沃尔登区和韦斯特霍区占主导的反莱斯特派取得上风，将他们在奥斯特霍区和城镇中的主要对手排挤到了三级会议外。

但是，在乌得勒支、泽兰、弗里斯兰甚至是荷兰，都还有可观的、支持莱斯特伯爵的残余势力。西弗里斯兰的三座城镇全都支持莱斯特。它们不满三级会议的统治，更钟情于在大起义早期享有的实质上的自治。那时，西班牙在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军队将西弗里斯兰与荷兰省其他地区隔离开。更南边的地方只有多德雷赫特和霍林赫姆两座荷兰省城镇“反抗三级会议”；不过在其他城市，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和莱顿，莱斯特伯爵在激进加尔文教派民兵中得到了强烈的支持。一些荷兰省贵族似乎也支持莱斯特伯爵。根据一份1587年2月的报告，“布雷德罗德大人及其夫人、国内其他贵族以及大部分民众，尤其是所有的牧师，都支持阁下”。与乌得勒支一样，荷兰省的一些贵族出于阶级原因，对荷兰省摄政官深感厌恶。

1587年夏，莱斯特伯爵筹备着他的政变。他与西弗里斯兰地区的军事指挥官迪德里克·索诺伊合作，煽动市民和民兵反抗荷兰省的各市议事会。索诺伊此前就拒绝许下效忠执政和三级会议的新誓言。9月，莱斯特伯爵把新军队调到荷兰省，占领了豪达、斯洪霍芬和其他地区。他在重兵护卫下进入海牙，可能是意图逮捕莫里斯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不过并没有成功。失败后，莱斯特伯爵尝试煽动各地民众颠覆摄政官的城镇议事会，特别是在他民众支持度最高的莱顿和阿姆斯特丹。莱顿的亲莱斯特运动似乎主要是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移民对抗本地摄政官的一种形式。到1587年，这两省的移民总人数已经过万，他们不满摄政官的权威，认为后者的新教信仰太过淡漠。莱顿的重要阴谋家是强硬的加尔文宗神学教授阿德里安纳斯·萨哈菲亚，他直接否认荷兰省三级会议拥有该省的最高权力。阴谋溃败后，萨哈菲亚和一些人得以逃脱，但有3名佛兰德阴谋者被俘获、审判并斩首。莱斯特伯爵做了最后尝试，他亲自前往阿姆斯特丹，但没有成功。这次行动失败后，他带着厌恶的情绪放弃努力，返回英格兰。于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广受支持的将起义各省置于外国统治者仁慈庇护和控制下的努力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