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1588—1590年：共和国的巩固（1）

在1585—1587年这段紧张而艰辛的岁月里，联省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各地不断尝试挑战荷兰省在诞生于大起义的初生国家中取得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各种心怀不满的团体——绝不仅仅存在于小省份——联合起来，通过支持莱斯特伯爵、支持将起义的尼德兰的最高权力授予英格兰女王的运动，力图挑战荷兰省摄政官的权威，并代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也就是一种君主制的、更具贵族色彩的，同时也更支持国教观念的体制。相互竞争的两派都没有创造出成熟的政治思想，但他们的确在讨论君主制和共和制的问题。那些支持荷兰省三级会议的人在本质的问题上明白，自己正在支持共和主义的体制和观念。摒弃君主的庇护，尼德兰的“自由”才能得到最好的保留，霍夫特早在1584年的演讲中就曾表述这一观念，而对莱斯特伯爵的抵抗强化了这一认识。1590年7月，托马斯·威尔克斯注意到了气氛的改变，评论道：“他们不仅痛恨臣服于某个西班牙人，还因为品尝到了自由的甜蜜，而痛恨臣服于任何国王的政府。”

然而，至少从短期来看，内部的斗争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削弱共和国，令她的存续前景黯淡。如果莱斯特伯爵的政权没能阻止西班牙人逐渐重新征服低地国家的脚步，那么他的耻辱下台也同样无济于事。尽管西班牙在1588年将一些军力转移到无敌舰队对英战争中，但帕尔马公爵的军队依然逐渐从南部、东部和东南部蚕食着尼德兰。格罗宁根、斯滕韦克和库福尔登的驻军向弗里斯兰发起进攻。帕尔马伯爵没能在1588年的侵袭中攻占贝亨，但也只有一步之遥。1589年，帕尔马公爵得到补偿——荷兰省南部边界海特勒伊登贝赫的英格兰守军变节。

1588年，联省的战略形势似乎比以往都要危急。然而，在1588—1590年这三年里，前景出现了戏剧性的改变，这是荷兰共和国和全欧洲的转折期。共和国从一个分裂、虚弱、无力守卫自己领土的国家，变成可独立发展的邦联。莱斯特时期的特殊主义压力依然显著，但它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稳固体制内得到妥善安排。这与晚近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1589年4月，托马斯·博德利写道，荷兰共和国“如今比过去数年都要虚弱；除非得到女王陛下非凡的帮助和忠告——它现在需要帮助，否则它无法坚持下去”。而一年多之后，对荷兰省三级会议的反抗逐渐消退，这让威尔克斯大受震撼：“此前因为派系斗争而埋藏在人民中的对三级会议的厌恶现在消除了，政府如此平静和稳固，这种情况从他们陷入纷争起从未出现过。”

这一令人瞩目的转变部分是外部因素的结果，尤其是两位重要君主——伊丽莎白和腓力二世在战略方针和外交政策上的转变，但它也是内部变革的结果，荷兰省三级会议权力逐步增强，更重要的是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展现出纯熟的治国才能。假如1588年伊丽莎白没有决定撤回她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反对者的支持，假如1590年腓力二世决心将重心放在法兰西而不是荷兰起义者身上，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尼德兰的发展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道路。但同样真实的是，如果没有找到有效的制度去解决共和国各省之间和各省省内的冲突，即便伊丽莎白和腓力二世做出这些决议，团结和稳定仍然会远离起义的尼德兰。

莱斯特伯爵留下的是一片充满内部纷争、怨恨和背叛的土地。英格兰军队住宿条件差、待遇微薄、经常挨饿，莱斯特离开后，他们与此前同样不满，并且同样倾向于支持激进的加尔文宗信徒对抗荷兰省三级会议，或与西班牙人私通。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反对者在弗里斯兰、泽兰和上艾瑟尔依然有实力，在乌得勒支还占据上风。在城市民兵和加尔文宗传教士的支持下，普劳宁克市长谴责荷兰省三级会议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置于其他省份之上，谴责其力图统治其他省份而不惜牺牲人民的安全、福祉和灵魂得救。乌得勒支省三级会议掌控在乌得勒支城贵族和加尔文宗的手上，他们在1588年春依旧毫不妥协地反对荷兰省的领导地位。考虑到总三级会议只不过是荷兰省的喉舌，乌得勒支省三级会议希望这个联邦会议的权力尽可能缩小，因而更愿意将国务会议当作领导国家、监管各省的合法机构——英格兰而非荷兰省的影响力在这里占优势地位。乌得勒支省三级会议援引《无双协定》，诉诸伦敦，竭力支持国务会议而削弱总三级会议。如果这会提高英格兰女王在荷兰国家中的势力，那就更好了。1588年4月，乌得勒支省三级会议坚持称，“要克服所有混乱与无序，保护这片土地，君主制是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办法”。荷兰省斥责道，根据《乌得勒支同盟协定》的条款，个别省份无权独立于总三级会议，无权自行求助女王或任何统治者，或自行与其谈判。对此，乌得勒支省三级会议坚决予以否定。

弗里斯兰的激烈纷争和经年累月的混乱也在继续。莱斯特伯爵放弃了亲自前往弗里斯兰“解决折磨着他们的所有冲突”的计划。弗里斯兰执政威廉·洛德韦克和代理三级会议已从支持莱斯特伯爵转向反对他，而他也没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面临着普遍的反对。尽管暂时来说，他们得到了卡雷尔·罗尔达及其追随者中坚定特殊主义派别的支持。莱斯特伯爵力图强征“总方案”中的赋税和消费税，“与在荷兰和泽兰的做法如出一辙，而这在过去从不存在”，罗尔达这派人因此被激怒。威廉·洛德韦克及其支持者遭到大部分城镇居民、归正会教士和亲英格兰的奥斯特霍区人的反对，他们抱怨“这个省三级会议的代表对他们实施了暴政”。1588年5月，弗里斯兰高等法院主席的兄弟、奥斯特霍区的主要治安法官被该区的贵族派往伦敦，以直接求助伊丽莎白，对抗执政和罗尔达派。

克服小省份中盛行的离心力、各省内的分裂趋势以及加尔文宗的挑战绝非易事。形势得以如此迅速地稳定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他政治事业早期阶段的能力和技巧。他这时还不完全是精明的。博德利认为这时的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相当死板”、不愿合作，“他的常用表述”“有些许粗暴、专断和激烈”， 但他很高效。人们曾公正地评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从未像1588年的他那样伟大，那时的他为尼德兰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聪明地利用了乌得勒支当下的发展趋势，即1586年年末以来这里日益加深的分裂：一方是该省执政诺伊纳尔伯爵；另一方是普劳宁克、强硬派归正会教士和民兵。伯爵与先前的盟友，尤其是该城重要的归正会传教士赫尔曼·莫德出现矛盾，这导致伯爵摒弃“英格兰派”，转而与部分亲荷兰省的乌得勒支权贵结盟。后一团体的领袖是弗洛里斯·廷，即乌得勒支省三级会议的前任议长。在1588年10月的市议事会选举之前，乌得勒支出现骚乱，诺伊纳尔伯爵以此为借口逮捕普劳宁克，并在市议事会里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清除其中的普劳宁克派，恢复弗洛里斯·廷及其追随者的地位，由此，“英格兰派”及其加尔文宗盟友在乌得勒支的优势地位终结。弗洛里斯·廷重新控制三级会议。乌得勒支省三级会议中被打压的第一等级得以复兴。许贝特·德伊夫赫伊斯的自由派归正会圣会又开始举行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