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1629—1647年：迎来胜利的共和国（1）

1629—1632年：胜利的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与分裂的摄政官

直到1628年年末的这个冬季，当天主教联盟军开始撤退时，人们才清晰地意识到曼图亚战争根本上改变了低地国家的战略平衡。从1604年开始，荷兰一直处于守势，而它现在突然间有机会去打破西班牙对共和国的包围圈。布鲁塞尔的伊莎贝尔公主从1629年2月起就变得极其焦虑。她警告腓力四世，如果荷兰围攻布雷达或斯海尔托亨博斯，“我们根本无法解救任何一个”。

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急于从西班牙的困境中获益。但此时，他有被国内困境阻挠的危险。发动大规模攻势必然需要额外的军队、装备、补给，因此需要额外的资金。但是，经历了近来阿姆斯特丹的骚动后，反抗辩派城镇根本无心合作。在当前的形势下，反抗辩派城镇更倾向于耗资更少的静态战争，直至其视之为阿明尼乌派复兴威胁的活动被镇压。在1629年2月商讨战争经费时，荷兰省三级会议因意识形态战线发生分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支持执政对资源的要求；考虑到需仰赖执政的保护，两城不可能拒绝该要求。与此相对，反抗辩派城镇——莱顿、哈勒姆、恩克赫伊曾、埃丹和斯洪霍芬坚持，在“宗教和政权”拥有可靠的根基之前，不应该发动攻势。于是，反抗辩派城镇力图阻碍执政的战略计划，并将之作为与抗辩派和政治上的阿明尼乌派斗争的武器。奥伦治亲王必须步步紧逼，通过动员范布劳克霍芬市长来拉拢莱顿，进而为自己赢得多数票。

获得资金之后，执政招募了额外的军队，这让荷兰军队在1629年4月增长到7.7万人，基本为佛兰德军队的1.5倍。执政指挥一支2.8万人、配备着大批炮兵辎重的陆军，冲击斯海尔托亨博斯。绝望中的伊莎贝尔公主乞求皇帝支援。蒙泰库科利伯爵率1.6万援军赶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与西班牙人一道发起转移注意力的攻势——穿过艾瑟尔河，直插荷兰腹地。自斯皮诺拉1606年的攻势之后，这是荷兰人最为惧怕的战术，而西班牙人也是到这时才有重启这一战术的打算。西班牙人希望通过跨过艾瑟尔河，在荷兰省散布足够的恐惧，迫使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退兵。但弗雷德里克深陷于围城战。荷兰省三级会议紧急征募5 000名城市民兵，将他们派往南部诸要塞替换那里的正规军，正规军随后奔赴艾瑟尔前线。阿姆斯特丹派了500人到赫斯登和斯滕贝亨。荷兰省还借用了数千海员和西印度公司的军队，这些人原是准备在次年发动入侵巴西的行动时用的。紧急状态下，总三级会议手下据称有12.8万人。当帝国军队进军到阿默斯福特时，该城很快投降，城内天主教崇拜得以短暂恢复。但是，当荷兰军队在遥远的后方突击进攻并拿下韦瑟尔时，哈布斯堡的入侵行动崩溃了。位于莱茵河下游的韦瑟尔是西班牙在克莱沃地区的主要堡垒。该城的陷落切断了西班牙的补给线，迫使位于乌得勒支和海尔德兰的帝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退回艾瑟尔边境；不过，他们在那里仍对共和国造成威胁。经过5个月的围城后，斯海尔托亨博斯3 000人的驻守部队在9月投降。

这是个轰动性事件，它极大地打击了西班牙的声望，引发了马德里深重的沮丧之情。韦瑟尔和斯海尔托亨博斯双双失守，是西班牙自1588年无敌舰队溃败以来首次在欧洲遭受的真正意义的大规模挫败。尼乌波特战役虽然战败，但也还是证明了西班牙在低地国家一直占据战略优势，西班牙的步兵依然精锐。而1629年的战败是“划时代的”，它说明如今享有全方位战略优势的是荷兰，至少在曼图亚战争继续时如此。西班牙曾向斯海尔托亨博斯投入了大批资源，建造了能设计出的最大规模、最繁复的要塞——充分利用了荷兰人的设计。这座城市还是反宗教改革重镇，是北布拉班特唯一一个天主教驻地。此外，它也是西班牙要塞链条上的一环；1629年之前，这条驻军链从佛兰德海岸延伸到林根，包围着联省。该城的陷落使链条中间出现豁口。西班牙人的要塞再不能对共和国造成有力的战略威胁。腓力四世因此深受打击，因而放弃了1621年以来他在低地国家追求的所有目标。他罢免了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并决心通过提供一份长久且无条件的停战协定，从尼德兰的泥沼中抽身。现阶段，为避开主权这一棘手问题，停战协定比全面和平更可取。

然而，在所有西班牙军队和帝国军队撤到艾瑟尔河以外之前，总三级会议拒绝谈判。在军队撤退时，总三级会议将腓力四世的长久、无条件停战的提案分发给七省的三级会议。这标志着荷兰黄金时代分歧最多的政治辩论的开始。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几十种或支持或反对停战的小册子四处流通，小酒馆和客运驳船上充斥着议论。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在总三级会议和其他会议上的发言，暗示他支持停战。一些观察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误导西班牙人，并使反抗辩派城镇陷入遭受经济损失的恐慌中——现代历史学家也有这种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亲王雇用哪些人将他的意见带给各省三级会议以及城镇议事会，并仔细观察过它们的会议议程，事情就会很明晰：亲王真诚地在追求停战，满足于如今赢得的荣誉和占领斯海尔托亨博斯带来的战略安全。在上艾瑟尔，斯韦德·范哈索尔特几天之内就赢得了赞成票。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管理人也同样迅速地获得了海尔德兰各区的同意，甚至根本没给正式讨论留下时间；普洛斯在乌得勒支主持事务，也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诚然，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否决了议案；但这是无视亲王意见的结果，而非亲王造成的，这一点在沙费尔对格罗宁根城议事会的讲话中清晰可见。可以预计，泽兰也反对停战，但是是在驳斥了亲王的管理人西蒙·范博蒙特的情况下实现的。后者竭力争取赞成票的行动让该省的摄政官和大商人大为光火。可以明确证明亲王支持停战的一个事实是，荷兰省贵族院首领范登鲍霍尔斯特和荷兰省新任大议长雅各布·卡茨都为争取停战而奔走，而两人都完全臣服于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

但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及其宠臣的行动被荷兰省内的政治分裂所阻碍。此时的分裂比1618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激烈。1629—1630年间的停战辩论表明，各城镇议事会的神学与政治分裂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决策和整体战略。荷兰省三级会议分裂为主战的反抗辩派与阿明尼乌派，这致使他们最终无法就停战达成任何决议。贵族院和阿明尼乌派城镇——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多德雷赫特、阿尔克马尔以及代尔夫特决定支持停战。然而，反抗辩派城镇顽固抵制。12月，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试图通过对荷兰省三级会议发表演说打破僵局；他力劝道，停战的事宜应当与对“政权与宗教”的商讨相分离。反抗辩派不同意。莱顿人坚持主张，在商定出“有关国内事务更公正的法令”之前就开启与西班牙谈判是不可取的。他们指的是强制执行禁止抗辩派秘密集会的既存法令，以及非公共教会成员不得担任市级和省级官职的原则。哈勒姆、斯洪霍芬、斯希丹和另外一些城镇也强烈要求在展开与西班牙的谈判前，先获得“公正的教会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