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1647—1702年：宗教（2）

在荷兰省的其他地方——阿尔克马尔和霍伦除外——天主教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通常要少一些。在某些城市，天主教人口的占比并不比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的低很多，例如到1700年，莱顿天主教教徒的占比达到20，鹿特丹的天主教人口则估计占16。但是在代尔夫特，天主教教徒到1700年仅占人口的9， 在多德雷赫特和恩克赫伊曾，这一数字则更低。1656年的报告告诉我们，在斯洪霍芬和奥德瓦特各城镇和地区，仅有几百个天主教教徒。诚然，荷兰省乡村的一些地区，特别是莱顿与豪达，以及哈勒姆与霍伦之间的乡村地带，有数量庞大的天主教教徒，但也有一些地方几乎没什么天主教教徒。在南荷兰省岛屿胡雷和上弗拉凯，天主教教徒人数也不过几百人。按照布伦的说法，海牙在1675年有3万人，其中仅有4 000名天主教教徒。德拉库尔在《方向》中主张，即便天主教仍敌视共和国，他们也不能严重威胁它的安全，他们最多就占人口总数的20。依据上文，库尔做出这一论断时，似乎只是根据他对自己的城市莱顿的认知而推测的，就整片七省的领土来说，他给出的估值比事实上的要高。

在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以外，天主教势力普遍虚弱。按照布伦的说法，泽兰几乎没有天主教教徒。事实上，天主教在胡斯附近还是有些势力的，但泽兰的天主教教徒确实惊人地少——南贝弗兰岛是例外。在弗里斯兰，天主教会受益于人数众多的天主教贵族。然而，该省的神父人数在1640年只有28人，1689年仍旧如此；而与此同时，天主教教徒的数量也一直处于停顿或衰减状态，在17世纪末仅占人口的10左右。他们的分布并不均衡，但在这里传教士能否接触到信徒或许具有决定性作用。弗里斯兰的天主教势力主要存在于西南部，这一地区是从荷兰省来的传教士最容易触及的。其他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地方主要是城镇，尤其是吕伐登、哈灵根、斯内克和博尔斯瓦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灵根—弗拉讷克—吕伐登一线以南几乎没有天主教教徒。

在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天主教势力依然单薄。17世纪50年代，上艾瑟尔城镇中，仅有兹沃勒有人数相对多的天主教少数派，并具有可与荷兰省相比的城市宽容度。然而，即便是1656年“至少有1200名天主教教徒”的兹沃勒，天主教教徒在其人口中的占比也不到20。在代芬特尔和坎彭，积极的镇压持续进行，天主教教徒数量依然稀少。据说，坎彭的“天主教教徒还不到500人”，勉强占到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格罗宁根依然有着人数庞大的天主教共同体，估计有约2000名信徒，但他们至多占该城人口的10，而且，这里的市政政策也是不宽容的。聚特芬依然是加尔文宗不宽容政策的堡垒，1656年那里的天主教教徒“约400人”，“享受着最低限度的礼拜自由”。在该世纪的第三个25年，阿纳姆变得更为自由，然而17世纪60年代，这里的天主教人口估计仅占总人口的15。此外，如果说天主教势力在东部省份的城镇只是普遍虚弱，那么在许多乡村地区——包括奥默兰、德伦特、费吕沃以及上艾瑟尔的福伦霍弗和萨兰区，旧教会则大体消失。

由于在东部地区的势力衰落，天主教统治集团在法兰西占领期间不得不谨慎推进。路易十四下令从归正会手中没收乌得勒支主教座堂，以及阿纳姆、奈梅亨、聚特芬、代芬特尔和兹沃勒的主教堂，将它们重新献给天主教信仰。但是各座城镇的其他教堂，则留在归正会手中。法兰西引入的政策，是一种普遍的宽容，或者说所谓的“宗教和平”，天主教和归正会都暂时充当了公共教会。对那些过去没有定期举行天主教秘密集会且如今也没有常驻神父的城镇，如雷嫩，一名神父被派去上任，天主教信仰正式建立。

在法兰西和明斯特占领期，天主教教徒首次享受到了自16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宗教自由。然而，他们保持着低姿态。只有在当地天主教势力相对强劲的地方，如乌得勒支城和奈梅亨城，才有民众天主教激进主义的迹象。1673年秋，乌得勒支爆发了数起事件，一群群天主教青年向归正会信徒掷石子，或攻击正在举办宗教仪式的归正会教堂。但是别的地方没什么公开冲突。

在法兰西统治下，不仅天主教与归正会一道获得了宽容，路德宗、抗辩派和门诺派也是如此。这些地区品尝到了彻底宽容的滋味，但不过是在临时和反常的环境之中。法兰西和明斯特的军队一撤离，不宽容的势力就卷土重来，劲头强大到足以发起全面反攻。在雷嫩，天主教仪式遭到查禁，教士被驱逐，留在城内的少数天主教教徒只得偶尔与居住在乌得勒支东南部的天主教贵族家里的神父联络。在阿纳姆，到1677年，天主教神父已被驱逐，天主教信仰再次被禁。这并不仅仅是门面功夫。该世纪的最后25年里，阿纳姆比该世纪头25年更不宽容，直到1720年左右，该城都在压制天主教信仰。类似的，1676年聚特芬议事会将天主教教士驱逐出城，并再次实行1672年之前针对天主教秘密集会的禁令，这一政策持续了几十年。坎彭也出现了再次镇压抗辩派的行动。

然而，时光不可能完全回到从前。有时，事实证明占领确实有助于更多的宽容，如奈梅亨的情况。还有一种普遍的感受：入侵所带来的震惊促进了宗教宽容。1672年6月荷兰军队的几近崩溃、几个省份的全线失守和剩余地区面对的威胁，在公众中激发起了一股情绪。这是一种爱国情感，并且在祈求国家安全和福祉的特殊宗教仪式中表达了出来。正是1672年夏天普通民众和民兵的强烈情绪，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将共和国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早在入侵以前，乌得勒支民众就涌入该城几个主要教堂，参加特殊的仪式、聆听布道。在代尔夫特，每周两次的特殊仪式定在工作日举行，它们为共和国得救而祈祷。仪式吸引了大量民众，以至于宗教法院考虑同时使用该城两座主教堂。

另一方面，这一情感浪潮喂养了反天主教情绪。1672年，归正会对天主教活动的怨愤强烈。按照布伦的说法，奈梅亨的天主教教徒欢迎法兰西人，正如他们在1666年向明斯特人张开双臂。他们展现出了“狂热的宗教激情”，致敬路易十四为拯救天主教信仰的弥赛亚。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其他教会跟归正会一样，被危险搅得群情鼎沸，丝毫不弱地展示出自己对共和国的忠心。例如，犹太人在1672年的爱国行为随后就被用来为“宽容”政策辩护。斯图佩尤其把荷兰对犹太人的宽容，作为他批判运动的一部分。布伦在回复时，援引了1672年犹太人在犹太教堂举行的特殊仪式，以及他们“为了国家得救”而做的祷告，并且评论道，希望所有本地的基督教徒都是和犹太人一样“好的爱国者”。

门诺派的回应也广受关注。他们即便不能祈求军事胜利，也能为国家得救而祷告。他们还力图展现自己的团结精神。因为尽管共和国给他们施加了诸多限制，但再洗礼派在这里享受的自由仍比别处多。在格罗宁根、赞和代芬特尔，门诺派为军事行动募集了大笔资金。在弗里斯兰省，当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瘫痪、正常的货币市场枯竭、共和国本身似乎很快就要崩溃时，门诺派共同体告诉三级会议，他们愿意提供资金，但也希望获得一些地位的改善。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以相当低的利率拿到贷款。作为回报，门诺派在弗里斯兰被给予正式的宽容，并且出于良心的理由，他们被豁免与军事行动相关的附加税。如许贝尔的评论，这是弗里斯兰省宽容史上的转折点。1672年后在弗里斯兰省建立的再洗礼派教堂依然是“隐秘教堂”，这意味着它们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其他建筑身后，而且建造得看起来不像教堂的样子。但如今，一改过去遭受骚扰和不确定的状态，门诺派成了该省公认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