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1647—1702年：宗教（3）

威廉三世与各教会

认信运动、宽容以及各个教会和各式神学思潮之间的平衡，是根本性的社会和思想发展进程。我们通常不会将这些进程与特定人物相连。虽然各股社会和思想力量的角逐即将开场，并大体上决定着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但其结果也会受到关键人物的影响——在荷兰的环境下，主要是受历任执政和荷兰省大议长的影响。德维特本人就是17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化的重要因素，这一进程建立在沉默的威廉、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奠定的基础上。德拉库尔认为，沉默的威廉与17世纪70年代的神学讨论依然相关，因为他曾竭力追求宽容和各教会之间的和解，而这是贩夫走卒都知道的事。1650年之后，三级会议派作家发现，要说一些赞美莫里斯或威廉二世的话不太容易，因为他们俩都证明了，当执政选择站在加尔文宗正统派一方，政治和整体文化，还有宗教本身，将出现怎样剧烈的变化。不过，这些作家推崇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因为他恢复了沉默的威廉的宽容原则。与此相反，富修斯派希望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政策是个反常现象，并且再也不要出现。随着1672年德维特倒台和威廉三世掌权，富修斯派庆贺一个宗教和社会准则的新时代即将开启。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将倍感失望。在宗教事务方面，新执政没有变成下一个莫里斯或威廉二世，反而成了另一个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

《枫丹白露敕令》颁布后的几年，不宽容派势力抓住了逆转宽容潮流的最好时间。当时，欧洲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升级，这在不列颠比在联省更显著，不过联省中这个矛盾也同样清晰可见。作为对法兰西迫害胡格诺派的回应，反天主教情绪回潮，它弥漫在共和国的整个宗教和思想氛围中。胡格诺派讲道者和信徒涌入共和国，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情绪。他们中许多人在布道和小册子中采取激进的反天主教腔调， 意图唤起联省“英格兰般的反天主教狂怒”。

许多荷兰归正会成员都警惕以下事实：最近发生在法兰西和萨伏伊的迫害行动，恰好碰上不列颠虔诚的天主教君主詹姆士二世继位，此前信奉加尔文宗的普法尔茨选侯国也在这时归入天主教阵营。宗教法院敦促城镇议事会警惕欧洲范围内不断上升的天主教威胁，并强烈要求减少本国内给予天主教教徒的自由。与英格兰一样，联省也有人在谈论以摧毁新教为目的的国际天主教阴谋。公众和宗教法院要求对天主教教徒采取行动，特别是要驱逐共和国内的耶稣会士和外国血统的讲道者，以及查禁天主教学校。他们造成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摄政官承认，现在应该抑制天主教的自由。1685年8月，莱顿议事会在三级会议中投票支持反天主教行动， 代尔夫特在几个月后也是如此。到1687年9月，三级会议形成了一个多数派，他们支持发布整体公告，意图限制对天主教的宽容、驱逐耶稣会士和其他“正规教士”，只留下“在俗教士”。假如强制推行这一措施，该省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数量将减少一半。反天主教情绪的高涨绝不限于荷兰省。1687年7月，吕伐登爆发了激烈的反天主教骚乱。

荷兰省的反天主教公告的筹备已接近尾声，要不是威廉三世插手制止，三级会议将采纳该方案。当时威廉三世在挫败不宽容势力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他也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了新教狂热。通过在关键时刻，让共和国的天平偏向“宽容”，执政对荷兰的整个宗教和文化界施加了相当可观的影响力。他部分的行动是出于个人的信念，但同时，捍卫和拓宽了联省和不列颠的宽容政策对亲王的欧洲整体战略也至关重要。因为，他遏制路易十四权力、保卫联省安全的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他能否建立一个反法兰西的天主教—新教联盟，且尤其取决于能否重获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

尽管执政和荷兰省大议长卡斯帕·法赫尔坚定反对任何整体性转变，但一些地方对天主教教徒采取了措施，宗教会议和宗教法院也一直保持着削减“宽容”的压力。在莱顿，耶稣会士和其他一些教士在1685年11月遭驱逐。当反天主教情绪在1687年发展至顶峰时，北荷兰省和南荷兰省宗教会议共同派遣一支代表团到奥伦治亲王处，劝说他帮助通过“打击所有正规教士”的通告。奥伦治亲王反而按照他的惯常做法，建议荷兰省讲道者在布道中强调，新教欧洲面临的危险是多么可怕。威廉三世力图将反天主教情绪从对不宽容的关注上移开，并引导到他认为对其国际政治战略有利的地方。

1683—1688年间联省反天主教情绪的复燃让荷兰天主教教徒面临严峻困境。即便有些人为路易十四和詹姆士二世祈祷，这也是一种不忠诚且不符合天主教教徒利益。一些天主教教徒力图表现出自己对共和国的坚定拥护，以及对路易十四不宽容政策的反对。1685年12月，在莱顿为帮助抵达该城的胡格诺派流亡者而募捐的2万荷兰盾的捐款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由少数派教会而不是归正会捐献，其中莱顿天主教教徒的捐款占将近一半。门诺派的捐款占总数的13，抗辩派占3，天主教占16，这些数据基本精确反映了各派在莱顿人口中的势力。与1672年类似，1688年的重大事件在归正会信众中制造了高昂的情绪状态，引发人们展现自己对共和国的支持情绪。莱顿出现了各种特别仪式，祈求上帝保佑“祖国、归正会，尤其是国家的伟大而重要的行动和身在英格兰的奥伦治亲王殿下” 。从1688年11月到12月底，这些仪式每周举行两次，且在夜里人们收工之后举行。祈祷仪式吸引到如此之多的民众，宗教法院不得不同时使用莱顿的两座主要教堂。代尔夫特同样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响应。摄政官渴望激励这样的热情，但与执政一样，同时急于避免教派冲突的加剧。他们不希望民众认为，归正会之外的人是国家的敌人。市长向天主教教士保证，他们及其会众会得到保护。1688年12月英格兰爆发反天主教骚乱，随后荷兰省三级会议指令各城镇市长，警告宗教法院，绝对不得在归正会教堂的布道中煽动反天主教情绪。于是，正如阿姆斯特丹市长所述，聆听讲道者布道的人中，没人能宣称“这个国家开始了一场对罗马教会的圣战” 。

共和国内，问题不只是要防止煽动反天主教仇恨。少数派教会被要求在共和国需要的时候，表现出他们与共和国的团结一心。在哈勒姆，市长要求抗辩派、门诺派和路德宗共同体的讲道者和宗教法院为国家举行祈祷仪式，向其会众解释当前事件的重要性。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人为执政和总三级会议成功挺进英格兰举办了特别仪式，并出版了他们为国家祈祷的祷告词的荷兰语译本，以便公众知晓其内容。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在筹备入侵舰队的几个月里，洛佩斯·苏阿索男爵和其他塞法迪犹太金融家提供了财政资助。一名三级会议派作家后来指出，1688年犹太金融家给荷兰国家的帮助要比基督教商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