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1659—1672年：巅峰时期的共和国Ⅱ（8）
在这一时刻，富修斯派别无选择，只能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处决决议辩护，因为如今三级会议派出版物比任何时候都青睐这一主题。1625—1650年间遭查禁的冯德尔的《帕拉墨得斯》到1652年得以重印，又于1660、1662和1663年多次发行。在激烈的论战中，它的首批舞台演出出现在1663年的鹿特丹和1665年2月的阿姆斯特丹。鉴于《帕拉墨得斯》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引起的强烈反响，奥伦治派的舞台反击必然接踵而至。一马当先的是悲剧《威廉，或受损的自由》。该剧作者为激烈的反天主教人士、多德雷赫特拉丁语学校的联合校长兰贝特·范登博斯。他的剧目赞颂沉默的威廉，并提醒公众，有多少荷兰“自由”归功于他和奥伦治家族，归功于为宣扬要尊敬执政所做的努力。正是在这样狂热的氛围中，冯德尔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出政治剧目《巴达维亚兄弟，或受压制的自由》。冯德尔在剧中赞颂了巴达维亚人反抗罗马压迫的起义。剧目展开的方式让冯德尔得以凭借联想和影射的力量，抵制奥伦治主义，捍卫“真正的自由”。他把罗马总督称为“执政”，此人的残酷、腐败和强取豪夺触发了起义。“执政”以掌控军队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的不法行动受到追逐私利的宠臣鼓励。正如冯德尔反奥伦治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莫里斯和威廉二世，该剧对非法行动的强调也主要是为了引导民众抵制这两位执政。
派系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到1663年进入白热化。但是，奥伦治派在政治上依然处于弱势，他们难以有力打击“真正的自由”。正如德拉库尔言简意赅的评论：这是“无力的愤怒”。此外，数月之后，在动员其他省份反对荷兰省优势地位的行动方面，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能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少。因为此时不仅英格兰的威胁回潮，荷兰与德意志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日益加剧。局势变化的原因是明斯特采邑主教克里斯托夫·伯恩哈德日渐增长的权势和野心。在海外和东部边境，共和国所面对的都是未知的危险、多变。每过一月，事情就变得愈渐明朗：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方式，就是承认荷兰省的领导。在1663年7月的会议上，海尔德兰省三级会议已经对明斯特侵略好战的天主教政策表现出了警惕。采邑主教已然控制了明斯特城，并召集了德意志最强劲的军队之一。如今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都在奉承这位主教。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或许曾宣称自己是主权省份，但它们也自知，没有荷兰省撑起的保护伞，自己根本无力面对明斯特的军力。1664年2月，克里斯托夫·伯恩哈德正式要求归还博屈洛。“海尔德兰的掌权人，”唐宁报道称，“说自己愿意承担一切风险，也不愿割让它，毕竟它位于边境上，是极其牢靠之地。”“然而，”唐宁评论道，“荷兰省似乎对此事有些淡漠，他们希望借此逼迫海尔德兰人在新祷告词的问题上顺服于己，撤销先前的反对决议。” 事情很快明朗，对海尔德兰而言，更重要的是荷兰省的保护，而非赢得有关公共祷告词的论战的胜利。在这一话题上，海尔德兰省三级会议突然陷入了异常的沉默。
1664—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从正式意义来说，第二次英荷战争开始于1665年3月，但实际上，双方早在1664年就开始交战了。自英格兰在1660年与西班牙和解，并重新开启和平时代的海上扩张以来，英格兰与荷兰这两大相互竞争的贸易帝国之间一直存在尖锐冲突。二者的摩擦遍及全世界，不过在西非、加勒比海和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冲突尤为激烈。这场全球范围内混乱、激烈的贸易冲突似乎很可能引发自1661年荷兰礼物带来和平之后的一场新战争。这是多年里人人都能预计到并为之做了准备的战争之一。到1664年，英格兰攻击荷兰船只和殖民地的程度已十分严重，双方几乎必然陷入战争。到查理二世正式宣战时，已有200多条荷兰船只被英格兰俘获，数片荷兰殖民地被英格兰人占据，其中包括新尼德兰。1664年秋，那里的主城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英格兰和英属殖民地上的反荷兰氛围浓烈。塞缪尔·佩皮斯在1664年写道，期盼巨额利益的王庭和伦敦城“为对荷战争而疯狂”。这样的表述并未夸张。
与1652—1654年类似，欧洲其他力量不需要别人来说服他们的共和国站在正义的一方，毕竟他们认为英格兰更有实力，而且几乎占尽了战略优势。在荷兰省的鼓动下，共和国从1653年起，就一直竭力增强和扩大自己的海军及其管理机构，让海事委员会及其船坞、军火库和补给处在准备就绪的状态。荷兰现役海军的规模比以往大得多，还配备了更专业的海军军官，更多更精锐的专用战舰和更重型的大炮。然而，英格兰也获取了更多资源，以防荷兰能弥合差距。英格兰在整体上保住了自己的优势，火力方面尤其如此。1665年4月，英国皇家海军有8艘“一流战舰”，每艘装备70多座大炮；而荷兰一方只有4艘。
荷兰省摄政官已经大幅升级了自己的海军。但他们已无力清除省内的意识形态冲突，更无力清除整个共和国的。就像第一次英荷战争时期那样，这些冲突有长期存在的危险。“豪达号”船长在北海的第一场战役开始时扬起三级会议的旗帜，为此他的手下拒绝作战，直到他把旗帜换成奥伦治家族的。在初期的几次战败之后，船上的争执加剧，因为共和派海军将领力图将此归罪于他们的奥伦治派同僚科内利斯·特龙普和扬·埃弗森。德勒伊特和特龙普间的关系变得极其紧张。有报告称，特龙普曾“阴险地煽动海员去宣扬应该有一些显赫人士来当将领，进而引入奥伦治亲王”。这样的报告差点儿导致特龙普在1665年6月被捕。最终，在战争正在进行的1666年8月，特龙普因不服从命令，而被迫离开海军，尽管他是个干练的将领，而且颇得人心。共和派当权时期，特龙普一直不受重用，要到1673年威廉三世促成他与德勒伊特的和解之后，才得以重新进入海军。与众多同僚一样，小特龙普喜欢让人给他画肖像画，因此曾坐于诸多艺术家面前，包括卡斯帕·内切尔和萨米埃尔·范霍赫斯特拉滕。但即便在这一领域，也有很多意识形态因素的侵入。在一张画中，亚伯拉罕·维拉茨画的小特龙普身着罗马长袍，夸张地披着闪耀的橘色披肩。
外国观察家大多理所当然地认为共和国是弱势方。他们都是君主的代表，因此蔑视共和国，认为荷兰分散、协商式的政治结构会严重牵制该国的效率。如果说共和派摄政官认为共和国优于君主国，那么当时典型的欧洲外交官的观点则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权力和军事能力方面。而且与威尼斯或热那亚相比，荷兰共和国还受到自己三层政治结构的加倍阻碍。战争爆发前，唐宁预测，如果国王一直顽强不屈，那么荷兰便会不战而降；即便荷兰人参战，他们也会陷入无望的分裂并迅速溃败。
唐宁援引了无数论据以支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1664年科内利斯·德格雷夫死后，德维特与阿姆斯特丹的合作已经松弛，即便在荷兰省，也是“各个城镇之间相互嫉妒。随便拉拢一个，让它们相互背离，没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1660年之后，荷兰省奥伦治派城镇的数目有了可观的上升，如今甚至包括了莱顿、哈勒姆、鹿特丹、恩克赫伊曾、霍林赫姆、斯洪霍芬和皮尔默伦德。但唐宁主张，最重要的是省政府的体制和内陆省份的虚弱，而且对内陆省份而言，与英格兰作战并无好处。唐宁向主人保证，各个省份都是主权者，而内陆省份绝对不会在财政或任何其他方面为战事出力。最后，他强调，民众已经在负担着沉重的赋税了，而同盟机构和荷兰省三级会议也背负着巨额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