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1659—1672年：巅峰时期的共和国Ⅱ（9）
1665年6月，在洛斯托夫特附近开启的首场大战似乎足以确证唐宁对英格兰优势的预判，也证明了英格兰大商人和殖民地总督信心的合理性。荷兰人派出了他们能召集到的有史以来战力最强的舰队：103艘战舰、4 869门大炮和21 613名人员——这一数字相当于荷兰商业和渔业舰队总人力的三分之一。但是荷兰的主力舰不能与英格兰三层甲板战舰的火力相匹敌。荷兰的17艘战舰或被击沉，或遭俘获。奥布丹领主的旗舰“恩德拉赫特号”被炸毁，海军司令本人和全体船员丧生，仅5人幸存。据说远在海牙的人都能听到爆炸声。
海军、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和整个共和国都士气消沉。到17世纪60年代，大商人、摄政官和外国外交官都习惯通过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股票的价格来判断事态，特别是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分公司的股票价格，它反映着人们对共和国整体和大型殖民公司前途的信心。1664年年初，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依然高达票面价值的498，这反映出17世纪60年代早期的繁荣和政治稳定。西印度公司的股价也多少从16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灾难性萧条中恢复过来。然而，1664年春，随着两大海洋强国走向战争，股票价格暴跌，造成了许多人的破产和巨大损失。当年秋，西印度公司的股价短暂回升，当时德勒伊特刚在西非取得胜利，他夺回了英格兰前几年从荷兰手中夺走的堡垒。“消息灵通的人”在德勒伊特胜利后便购买了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不过没过多久就都再次抛售了。
1665年春，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价再度下跌。洛斯托夫特战役之后，贸易信心骤降，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从票面价值的336跌至322，这是17世纪下半叶的最低点之一。然而不久之后，整体士气和贸易信心都有所回升，这主要与共和国的海军建设相关；首战中，大部分军力尚未能投入使用。人们所能看到的参战舰队的船只大多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并且“鹿特丹正在铸造大型船只，3艘巨轮最近又刚在阿姆斯特丹下水，它们很快就能准备好加入舰队了，可以期待他们的舰队很快重回大海。这些因素已然让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再次从票面价值的336涨到348” 。为了找到足够的海员，阿姆斯特丹的海事委员会将海军薪资提升到前所未闻的高度——每月30荷兰盾。夏末，一则消息进一步提升了士气：返回东印度的舰队要向北航行，这要经过爱尔兰和苏格兰以北的地方。如今，它们已成功避开了英格兰舰队，抵达相对安全的挪威卑尔根海港。东印度公司股价随之涨至票面价值的395。
这场战争在战败和阴沉沉的气氛中开局。然而，唐宁所预言的内部混乱和散漫并未成真。他坚持称，对英作战与内陆省份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这完全正确。然而联省毕竟不是“七个主权盟友”的联合，在荷兰省的不停敦促下，同盟机构提供了人员和资源，这些人力、物力与总人口的比例要远远高过而不是低于当时英格兰、法兰西或西班牙这些君主国可能达到的数字。
诚然，海尔德兰、上艾瑟尔和格罗宁根合作的部分原因可以用明斯特采邑主教造成的威胁解释。但明斯特并非当前形势中意料之外的新元素，它是长期存在的因素，影响着荷兰共和国的现实。东部省份如今明白，但也一直清楚，除了荷兰省，没有谁会保护他们免受那位好战、强硬的反宗教改革采邑主教或其他强劲东部邻国的侵害。只有他们报以合作的态度，荷兰省才会庇护他们。
德维特和总三级会议曾力图说服采邑主教，不要通过在东部列阵的方式与英格兰联手。1664年年初，克里斯托夫·伯恩哈德将荷兰人驱逐出埃姆斯河谷的要塞代勒斯汉斯——此前荷兰人以东弗里斯兰伯爵的名义驻守在那儿。1664年5月，荷兰军队在弗里斯兰执政的带领下深入明斯特兰，夺回要塞。然而，采邑主教并没有理会德维特的劝说；这是有理由的，因为荷兰省摄政官曾大规模且高效力地指挥同盟军队南下，其规模已经远超可以接受的威慑范围。9月，冯·加伦正式要求荷兰归还博屈洛—利赫滕福德，并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宣战。随后，得到英格兰的经费支持，采邑主教派出2万人入侵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
业已年迈的约翰·毛里茨指挥着东部荷兰军队秩序混乱地撤退到艾瑟尔河沿线。明斯特军队占领了奥尔登扎尔、阿尔默洛、特文特区和更南边的大片地区，以及布雷德福特、杜廷赫姆和海尔德兰阿赫特胡克的大片地区。军队没能保卫东部省份一事损害了荷兰省三级会议派的地位，并激起了新一轮论战，主题是应当由谁来指挥军队，军队应该如何组织。许多评论都支持由德维特的兄长来担任。作为总三级会议派出的“战地代表”之一，他被批准退到艾瑟尔河沿线。
此后，采邑主教又占领了德伦特，或者按照愤愤不平的斯宾诺莎的说法，他们“愚蠢地进入弗里斯兰，宛如伊索的山羊跳进井里” 。恐慌控制了共和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当下受到威胁的格罗宁根。11月，法兰西援军的抵达稳定了边境，英格兰经费的消散才迫使明斯特人羞辱地撤退——斯宾诺莎曾向他在伦敦的通信对象保证，这些事情将接踵而至。
明斯特的威胁解释了为何上艾瑟尔、海尔德兰和格罗宁根越来越倾向于与荷兰省合作，但它却不能解释战争时期广大民众对德维特政权的支持，不能解释为什么比起第一次英荷战争，1665—1666年间对奥伦治派的支持力度如此微弱，也不能解释为何弗里斯兰也要与荷兰省团结一致。弗里斯兰三级会议一直明白，对英战争将损害共和国的奥伦治派事业。1664年10月，弗里斯兰曾强烈要求对英格兰做出更多妥协，以恢复“和平和友谊”。但是不久之后，弗里斯兰也陷入了振奋在整个共和国的爱国主义浪潮中。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的一些成员反对支付该省应分摊的德勒伊特远征西非的费用，理由是那里的要塞与弗里斯兰毫无关系。但是大部分代表认为，英格兰在几内亚的攻势侵犯了“我们共同的、亲爱的祖国”，侵犯了“整个尼德兰联省国家”，因此弗里斯兰应当承担它的份额。
1665年，同盟陆军和海军的开支增长到1664年水平的2.5倍多。当年，弗里斯兰11.6的分摊比例意味着共计300多万荷兰盾的支出，这迫使三级会议筹措特殊贷款。弗里斯兰筹集到的大笔资金随后用于海军。哈灵根的海事委员会三分之二的经费来自弗里斯兰，三分之一来自格罗宁根。1665年6月，委员会打造出14艘战舰，配备了3 115名人员和700门大炮。这一数量占了洛斯托夫特战役中荷兰一方人力和火力的七分之一左右。到1666年夏，荷兰海军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分队的战舰增长到28艘，配备了5 000名人员和1 100门大炮。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的举动反映了弗里斯兰公众的情绪。
共和国之所以能挺过1664—1666年的挫败，拒绝投降，并最终迎来胜利，关键因素其实是民众的态度。法兰西大使早些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1665年1月，他写道：“人民非常活跃，并理所当然地认为有关战争的一切都应该询问他们。” 如今的结果就是，奥伦治派和亲英派的领导人物发现自己跟不上省内和同盟机构的情绪变换。弗里斯兰代表威廉·范哈伦就是如此，他是国务会议成员，也是唐宁在共和国最密切的盟友之一。战争削弱了奥伦治派贵族在弗里斯兰的影响力，增强了格里特曼和贵族组成的所谓埃尔法派的势力。该派的领袖是埃尔法和赫罗费斯廷斯家族，他们大致也是弗里斯兰的亲荷兰省派。威廉·弗雷德里克已于1664年去世，但他的支持者依然具有影响力，他的遗孀、伯爵夫人阿尔贝蒂娜·阿格尼丝为幼子亨德里克·卡齐米尔二世摄政，她急切地保卫着弗里斯兰执政的利益。尽管如此，反荷兰省一派暂时只能保持低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