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1650—1700年：智识生活（9）

因此，斯宾诺莎出版的首部作品是对笛卡儿哲学的阐释，这并非偶然。该书激发了读者的兴趣，但从斯宾诺莎的角度看，结果仍悬而未决。他成了名人。次年，这一拉丁语著作被翻译成荷兰语，由他的一个伙伴彼得·巴林筹备。巴林是与西班牙有联系的门诺派商人。然而，前景似乎依然险恶。斯宾诺莎把手稿的草稿拿给有权势的朋友看，却被告知要禁止出版他自己的哲学，原因是“普通人对我的”成见，以及“他们从未停止对我支持无神论的指责，我被迫竭尽所能地不断驳斥这类指控”。他也依然担心：“……神学家的偏见，因为我知道，在人们将思维应用于哲学时，没有比这更大的障碍了。” 斯宾诺莎断定，即便在17世纪60年代盛行的、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中，自己也不能出版《伦理学》。于是，他像迈耶一样，开始进行一种《圣经》

批判，它质疑《圣经》作者身份的神圣性，动摇神学家的主张，进而削弱民众对公共教会的崇敬，以此为“哲学真理”的出版和被民众接受打开门路。联省归正会讲道者把持权势，以作为神圣启示的《圣经》为武器，然而如果证明《圣经》并非神圣启示，则讲道者也就被缴了械。

迈耶首先以《圣经哲学解释》加入论战，很可能并没有获得斯宾诺莎的许可。这本书1666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并掀起了广泛抗议。在前言中，迈耶声称要将笛卡儿方法运用到它尚未运用的领域——神学中。迈耶主张，神学这个“各学术学科的公主”如今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当下存在对《圣经》纷繁且相互敌对的解释，让普通人变得极度困惑，满是疑虑。他认为，拯救的办法就是遵从笛卡儿，剥去一切可疑之物，直达毋庸置疑、鲜明可见的真理。因为《圣经》是神学的基础，他提出以哲学家的身份检验《圣经》，暂不承认它是神圣启示。这项实践的最终结论是，《圣经》充满了矛盾、分歧和缺陷，上帝即便是原作者，也不可被认为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份文本的作者。由此，迈耶给富修斯派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证据，证明如果不让哲学严格地臣服于神学，那么哲学很快就会征服神学。

富修斯派和笛卡儿—科齐乌斯主义者都在谴责迈耶的书。莱顿大学神学院发表的谴责文章由科齐乌斯和海达纳斯署名。贝克尔是两大流派中谴责该书的众多讲道者之一。信奉三位一体说的学会派也目瞪口呆。阿姆斯特丹的神秘主义者、千禧年说信徒彼得鲁斯·泽拉里厄斯与迈耶和斯宾诺莎交好。他斥责该书作者在哲学这座偶像前低头。泽拉里厄斯赞同对教会弊病丛生的认知，但他认为，当前盛行的精神错乱与《圣经》中的分歧没有关系，而是源于在《圣经》解读中没有注入神圣精神。

该书很快在弗里斯兰遭到查禁，荷兰省的查禁则更为零星。在迈耶之后登场的是斯宾诺莎圈子里的另一个成员阿德里安·柯巴赫。他的作品鲜明展现出对学会派和贵格会的偏袒和对公共教会的敌意。柯巴赫的《千万喜悦之花园》贸然以实名出版，里面充满了反教会、反三位一体说和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他的第二本，也是更为激进的作品正在印刷时，对柯巴赫首部作品的强烈抗议让印刷商直接通知了当局。柯巴赫躲藏在屈伦博赫，而后被当地治安法官发现、逮捕，并移交给阿姆斯特丹同僚。他被判处10年监禁和4 000荷兰盾的罚款。更让盟友悲痛的是，柯巴赫在1669年10月死于狱中。他的弟弟约翰内斯·柯巴赫也因为反三位一体说而遭到监禁，不过后来被阿姆斯特丹治安法官释放。释放所依据的原则是：在联省，写书或召集集会的人，不得因不敬神的观点而受惩罚。

柯巴赫抨击三位一体说，让神学屈居于哲学之下，还说《圣经》是混乱之源，并比迈耶更断然地宣称《圣经》并非神圣启示。他坚持称，这些信息应当向人民解释，以防他们继续被教会人士误导。这些话，他全用荷兰语写下来，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柯巴赫遭遇残酷的命运打击之后，斯宾诺莎深受触动，携《神学政治论》进入战场。该书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并谎称出版地是汉堡。在前言中，斯宾诺莎自述，他的目的是将个人和社会从恐惧造就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通过让社会摆脱迷信，而让个人脱离知识的奴役状态。在影射科齐乌斯派与富修斯派的战争时，他评论道，他那个时代的神学家“滔滔不绝，却不关心如何引导人民，而是竭力赢取仰慕；他们嘲讽反对派，自己散播奇谈怪论和矛盾说辞”。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些全是毫无意义的。他指控教会歪曲宗教，让“信仰成为轻信和偏见的复合体” 。斯宾诺莎要将理性之光带到《圣经》研究中，摒弃先前的“原则，即《圣经》的每一篇章都是神圣的真理”。他渴望借此结束神学论战，终结与之相伴的仇恨、不宽容和分歧。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出版立即激起了整个荷兰省的骚动，尽管他打算仅以拉丁语出版，而且积极采取行动，阻止其荷兰语本的问世。赫拉泽马克翻译的荷兰语本直到1693年才最终上市。1670年5月，莱顿的宗教法院满腔愤怒地讨论了这份拉丁语文本，在哈勒姆情况也类似。宗教法院向市长派出了代表团陈述意见，市长表示认同，因为这些引起他们关注的章节确实不可容忍。于是，市长安排从书商那里收缴该书。几周之后，南荷兰省宗教会议在斯希丹召集，各城宗教法院决心查禁近来出现的一批“愚蠢、渎神的书籍”，而《神学政治论》被认为是其中最具冒犯性的。宗教会议决定应该普遍仿效莱顿的处理方式。会议要求代表在确保所有城镇的治安法官都遵照现行的反索齐尼法令的同时积极查禁该书。大多数人也确实照做了。

与此同时，斯宾诺莎拒绝公开承认他是本书作者。不过，他依旧日益成为咒骂和怀疑的对象。此时，他从福尔堡搬到海牙市中心。无疑，这至少部分是为了住到荷兰省三级会议和德维特眼皮底下，进而尽量减少遭到任何纯属地方的机构骚扰的危险。他寄住在一位路德宗宗教法院长老的房子中，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不过，这本书引起的轩然大波并不只有消极意义。显然，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动摇了许多读者。贝克尔后来评论道：斯宾诺莎的影响力渗透至深，“引诱”了众多最聪明的头脑。早在1673年，斯图佩就报告称，斯宾诺莎“拥有大量全然支持他观点的狂热信徒” 。作为斯宾诺莎损害联省名誉行动的一部分，斯图佩接着表示，虽然《神学政治论》的“主要目的是摧毁所有宗教，尤其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但荷兰神学家极少费力去驳斥斯宾诺莎的论点。斯图佩的这一论断遭到了布伦的强烈驳斥。

1672年德维特政权倒台，这件事让斯宾诺莎深感绝望。此后《神学政治论》在1674年被荷兰省三级会议和高等法院命令查禁，一同遭禁的还有迈耶的《圣经哲学解释》和霍布斯的《利维坦》。1675年，在共和观念复兴和威廉三世遭到抵抗的那段时间，斯宾诺莎为他的杰作《伦理学》在阿姆斯特丹的出版而做了最后的努力。然而，光是有关他要出版新作的流言就引起了强烈抗议，这在讲道者中尤为严重，斯宾诺莎因而断定，当前氛围过于严峻。

1677年2月，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去世。此后，迈耶和其他盟友马不停蹄地筹备他哲学遗产的出版。斯宾诺莎在海牙的新教堂下葬，10个月后，朋友们替他出版了《伦理学》和未完成的《政治论》，此外还有他的信件和《希伯来语语法》。这些书都有拉丁语和荷兰语版本，但未标注出版地、译者姓名和出版商。1678年6月，这些书的所有版本都遭到了荷兰省三级会议的严厉查禁，因为内容中含有“极多世俗、渎神和无神论的观念，未受教育的读者可能会因此被误导，偏离唯一正确的得救道路，受害者还不仅是他们” 。三级会议的法令还禁止日后对斯宾诺莎作品的一切翻译和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