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宗教活动（1）

扬雄来到京师的具体情形，史料记载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据《汉书·扬雄传》的记载，扬雄四十多岁时从蜀地来到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问题是，扬雄四十岁那年，王音已经去世了。这以后，担任大司马的有王商和王根，但都不是车骑将军。因此，扬雄来到长安后，是谁把他召为门下史是有疑问的，但肯定是五侯之一、成帝的舅舅。很多学者认为是王根。

来到长安后，扬雄的同乡、蜀地人杨庄此时担任郎官，在成帝面前诵读扬雄的早年作品《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成都四隅铭》等，成帝非常喜欢，认为这些文章写得很像司马相如，由此接见了扬雄，并让他在承明殿待诏。但据《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却说杨庄诵读的是《绵竹颂》，这两种记载当然是扬雄自己的自述更为可信。总之，扬雄来到朝廷等待诏命。而这个时候，汉朝的宫廷正频繁地举行各种大规模的宗教祭祀活动，需要为文像司马相如那样的人来润色鸿业。

成帝比扬雄小两岁，扬雄入京这一年，成帝已经40岁了，即位也已经20年，却依然没有后嗣。十几年来，整个朝廷、整个京师，乃至全国官员百姓，都在为此操心。很多人归咎于成帝初即位时改变了郊祭的地点和仪式，导致神祇不肯赐福。

那么，成帝即位时为什么要改变郊祭的地点和礼仪呢？这说来话长。

古代的皇室祭仪大致上分两大系统，郊祀与庙祭。庙祭是祭祖先的，通常是在园陵旁的宗庙中祭祀；郊祀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江河、山川等自然神祇的，通常是在都城的郊外进行。因为天属阳，地属阴，所以在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这一古制在武帝时发生了变化。因为武帝每年都要到云阳县的甘泉宫避暑三个月，因此，他就在甘泉宫就近祭祀。祭祀的主神改成了泰一，祭坛就称之为泰畤。除了泰一之外，也祭祀日神与月神。早晨朝拜日神，傍晚祭祀月神，都是拱手肃拜。但祭祀泰一则是沿用祭祀五帝的仪式。

祭祀五帝是秦国的传统祭仪。秦国的都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雍地，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县，历代国君在此地建立了祭五帝的祭坛。早在秦文公的时候，就建造了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时作吴阳上畤、下畤，祭赤帝、黄帝；汉高祖刘邦作北畤，祭黑帝。所以，一共是五畤。元光二年，武帝初次到雍城，郊祀、礼见五畤神灵，以后经常是每隔三年郊祀一次。

元鼎四年六月，汾阴一位名叫锦的巫士，在濒临黄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宝鼎，上报给当时的河东太守。太守上书武帝，武帝即刻派有司勘验。这时，汾阴籍的道士公孙正侍于皇帝左右，乘机上书说，汾阴就是古地理书中的昆仑山东南五千里的神州，是中国的中心，而发现宝鼎的地方则是远古祭地祇的“泽中方丘”。武帝深信其言，于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迎鼎仪式，将发现宝鼎之处改名为宝鼎。到了十月份，武帝来到雍城祭祀，说：“如今上帝由朕亲自祭祀，却不祭后土，与礼不合。”于是东行。十一月甲子，在汾阴脽上建起了后土祠，并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祭地仪式。

从此以后，皇帝通常都是在云阳县的甘泉祭泰一，在雍地祭五帝，在河东郡的汾阴县祭后土。三年中头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畤，每三年轮流一遍。

武帝时期新举行的这么多祭祀仪式，背后都是民间方士在推动。元帝时，中枢开始起用《诗》《礼》博士。在熟习礼仪的《诗》《礼》博士们看来，武帝时期的宗教系统，无论是庙祭还是郊祭，都不是纯正的儒家典礼，不符合儒家古礼，他们对仪式中的祭仪以及在祭仪中体现的精神都颇有微词，但由于是前代君主所立，不好一下子改动。贡禹、韦玄成先从庙祭入手，废除了很多郡国寝庙。但在郊祀系统中，基本遵循了武帝时留下来的制度，隔一年的正月，到甘泉郊泰畤，东至河东祭后土，西到雍地祠五畤。一共祭祀了五次，每次祭祀，路过的地方，都被皇帝普施恩惠，有时是免除田租，有时是赐给牛酒，有时是赐爵，或者赦免罪人。

成帝刚刚即位的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上奏说：

在南郊祭天，在北郊以瘗埋的方式祭地，是就阳即阴之义。古代的天子在其所都之处就近祭祀。以往武帝住在甘泉，所以在云阳立泰畤，在甘泉宫南边祭祀，也是符合“就近”“就阳”的原则的。但是成帝长期居住在长安，祭天却要到长安北边的甘泉，祭祀后土要到东方的河东，这违背了阴阳五行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