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社会政治思想（1）

扬雄模仿《论语》所作的《法言》，继承了先秦儒学中有关仁义、礼仪、孝道等核心观念，主张立政重在教化，尤其强调后天的学习在修身中的重要作用。在人性论这一领域，他在孟子“性善”、荀子“性恶”的基础上，提出人性“善恶混”这一观点。扬雄的知识论有着鲜明的唯物主义特点。同时，他又吸收道家的“道德”观念并加以伦理化的改造。扬雄在文学、历史与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法言》一书，作于扬雄晚年。《汉书》本传中说，它是模仿《论语》的。据徐复观分析，《法言》一部分模仿《论语》，另一部分则模仿《春秋》。确实，《重黎》《渊骞》两章侧重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孔子《春秋》寓褒贬于记事在精神上有某种程度的一致，但毕竟两者在形式上有着较大的区别，而《论语》中也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说《法言》拟《春秋》，根据不一定充分。

在《法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孔子不遗余力的推崇：

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

这种辞赋家常用的夸张手法也用于对孔子之学的赞颂上：

或问：“圣人之经，不易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尔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尔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

他认为仲尼之道是治国兴邦、论学修身的最高真理，是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

川有渎，山有岳，高而且大者，众人所不能逾也……视日月而知众星之篾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

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水，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

仲尼之道……关百圣而不惭，蔽天地而不耻。

对孔子不遗余力的推崇是汉朝儒生的普遍风气，但与汉朝经师儒生将孔子神化为素王不同，扬雄对孔子的推崇基本还是在常识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儒生对孔子的推崇自有其时代意义，正如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所说的：

震风陵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后知圣人之为郛郭也。

只有经历了暴秦时的法家酷政和武帝时的外儒内法，人们才能深深地体味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中蕴藏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抵御暴政、维护生民的巨大力量，更可以给知识分子安顿与归宿。应该说，扬雄的政治主张，与两汉儒生在奏章中表达的主张基本一致，它既体现出一种同情农民、为民请命的人道精神，也具有维护礼制、食古不化的迂腐气息：

或问：“为政有几？”曰：“思、斁……从政者审其思斁而已矣。”或问：“何思？何斁？”“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子亩，妇人桑，之谓思。若污人老，屈人孤，病者独，死者逋，田亩荒，杼柚空，之谓斁。”

几是要的意思，问者问：为政的关键是什么？扬雄的回答是，为政者要记得做让人民想念的事，不要做让人民厌恶的事。像周公东征、召公述职，大家都很想念，希望他们能够治理自己，而齐桓公伐楚后经过陈国，这样的行为就令人厌恶。他强烈反对法家依靠刑罚暴力来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对申、韩之术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则狐狸蝼螾不腊也与？”或曰：“刀不利，笔不铦，而独加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则秦尚矣。”

，就是八月初一，河东地区在此日举行祭祀先人的仪式。农历十二月合祭众神叫作腊。扬雄的意思是说，实行申、韩之术，天下死亡的人相枕藉，狐狸、蝼螾厌饱其肉。就像是人碰上了祭祀，有酒食醉饱之乐。有人问：“刀钝笔秃，用砥磨，用刀削，有什么不可以吗？”扬雄说：“以人为砥，只有秦朝才实行。”秦朝使用申、韩之术，以人为砥，所以才遭覆国的命运。但他同样反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他说：

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纂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无为乎？”

他主张推行仁义来日新其政，他认为：

为政日新。或人敢问“日新”，曰：“使之利其仁，乐其义，厉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谓日新。”

而“思”政的建立首先要建立在统治者个人的修身上：

或问：“何以治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

仁政实现的基础即在于统治者人格的自我完善，给国民树立榜样，然后通过教化推广到全国的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