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社会政治思想（2）

或曰：“人君不可不学律令。”曰：“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此君子所当学也。”

这段话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汉朝自武帝之后禁网浸密，律令繁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这给奸吏用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从宣帝开始就有意对司法制度实行改革，到元帝始开始实行。改革措施中重要的一条便是蠲除轻减烦琐而苛刻的律令。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云：“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谕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

律令繁多是人君不可不学律令之说所提出的背景，元、成的减省之法在扬雄看来也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得依靠礼仪教化来代替律令刑罚，这才是为君之道。

扬雄指出当时人民最为担忧的乃是政策的错误和吏治的恶劣，他说：

或问“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谓三勤？”曰：“政善而吏恶，一勤也；吏善而政恶，二勤也；政、吏骈恶，三勤也。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谓之恶政。”

尽管元帝以后儒生开始进入中央政权枢要机构，但汉朝的地方政府，依然是一胥吏世界。这是因为如此烦琐的律令只有法律方面的专家——胥吏才能掌握，即便是依据经义断事，最后依然会演变成胥吏之天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说：“援引古义，固不免于附会，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在缺乏道德自律、没有心性修养的胥吏操纵之下，加上错误的政策，人民的困苦可想而知。

至于如何改革这一类的恶政，扬雄完全赞同西汉中期以后儒生反复提出的主张，即以实现井田制来抑制土地兼并，并希望解决因为土地兼并引起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崩溃。当时，有人主张政治清明的标志是如尧帝时实行象刑，所谓象刑，就是仅用与众不同的服饰加之犯人以示辱，对此扬雄表示不赞成，他说：

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与众田之，刑也者与众弃之。

井田制才是真正的土地制度，肉刑才是真正的刑罚。土地是要让大家共同耕种的，刑罚是要被众人厌弃的。扬雄对时人逾越礼制的现象表示了深刻的不满。

法无限，则庶人田侯田，处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

如果法律没有限制的话，那普通人就能够拥有跟贵族所拥有的一样多的土地，住贵族住宅，吃贵族食物，穿贵族服饰。可见扬雄矛头针对的乃是非身份性地主的暴富，而对身份性地主占有土地以及享受奢靡生活的特权则予以认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严重的礼制等级观念对扬雄思想认识造成的局限。

在税制上，扬雄主张实行“什一之税”。他说：

什一之税天下之正也。多则桀，寡则貉。

“什一之税”是儒家一贯提倡的税制。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又说：“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也就是说，如果少于“什一之税”，那么，国家就无法行礼，成为夷貉这样的野蛮之国，多于“什一之税”就是桀纣一样的暴政。《公羊传》继承了《孟子》的说法，其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又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可见扬雄的说法连语言上都本之于《孟子》和《公羊传》。

但是孟子处在战国时期，当时有的诸侯国的税制远远高于十一，所以孟子提倡“什一之税”，有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到了西汉，一直实行的是三十税一的田租，这时提倡“什一之税”，显见其目的并不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似乎仅仅就是因为古制、传统如此。由此可见，西汉儒生政治主张的出发点并不真正基于当时农民的哀乐，而是在于古旧传统。当轻徭薄赋与古代礼制发生矛盾时，他们宁愿遵从传统。类似这样不顾时代条件而一味主张复古，充分暴露出西汉经师儒生确有泥古不化的特点。班固指责王莽“动辄慕古，不合时宜”，这在西汉大部分儒生身上都有体现，扬雄也不例外。但我们也必须指出，“什一之税”客观上有助于减轻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之风。我们知道，西汉三十税一的轻田租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农民，相反，三十税一与耕豪民之田十分之五的高田租所形成的巨大利润，使得富民争相赎买土地，促使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如果实行“什一之税”，将使占地无数的大地主对国家承负较大的责任，从而有助于抑制土地兼并，减缓贫富分化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是儒生主张“什一之税”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