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伦理思想（1）

在扬雄的心性理论中，仁性这一特殊的层面被忽略了。徐复观指出，扬雄对于仁的论述，是他把握得最浅的部分。在仁的概念上，扬雄与孔子和孟子有着明显的不同。扬雄说：

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

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

在孔子那儿，仁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观念和品质，又是一种普遍性的美德，比任何其他基本美德都具有包容性。仁者必定是勇者和智者，而勇者和智者完全可能不是仁者。从某个方面来讲，仁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仁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为每个人所固有，只要持之以恒，就都能具有仁的品质。而在扬雄那里，仁的地位降低了，只是一种与礼、信、智、义等同的优秀品质：“君子不动，动斯得矣。”由于在扬雄那里，仁的地位降低到了与义、礼等道德品质等同的地位，所以他侧重强调的是孔子仁论中的仁作为一种特定现实的一面，而绝口不言仁作为难以达到的理想的另一面。

“仁，宅也；义，路也。”这段话显然源自《孟子·告子》篇中的一段话：“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但扬雄完全没有体察到孟子这段话的深刻意义。孟子这段话看似普通，但在儒家的心性理论史上地位却十分重要。杨泽波指出：尽管孔子创立了仁学，但他论仁多是随宜而说，针对弟子的实际情况具体指点，始终没有明确讲过仁到底是什么。由于弟子实际情况不同，孔子关于仁的各种说法显得零碎而不成系统。孔子论仁多是从仁的表现上说，如忠、恕、孝、悌等，没有指明仁的根据在哪里。孟子直截简明地指出，仁就是人的良心本心，良心本心就是人的道德基础。人心中天然地具有仁的倾向，反求诸己，就能光大这种倾向，从而成就仁的品质，达到仁的境界。常人的认识未能达此境界，就没有扩充其固有的善端。这样，孟子以自己的方式解答了孔子遗留的问题，建立了本心本体论，儒学发展从此便从孔子由礼入仁的阶段，进入了孟子纳仁入心的阶段，从此开启了心学先河，源源不断，成为儒家心性之学一条重要血脉。因此，“仁，宅也”与“仁，心也”只是一字之差，但相隔不殊万里。正如徐复观所说，凡是从外向可以加以规定的，扬雄往往能说得相当恰当，但是类似仁这样要由生命体验而形成的精神状态，扬雄的把握总是十分空泛和肤浅。

将仁这一具有复杂内涵的品质概念化，将这样一种需要依靠生命体验而形成的精神状态简化为外部所能规定的一种道德素养，这是汉朝儒学庸俗化后的一个普遍倾向。董仲舒曾将仁与义和仁与智分别对举，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总的说来，在仁作为诸德之家的各种品性中，他只把握了“仁者爱人”这一点，将其作为仁的最基本的要素，其云：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者，爱人之名也。

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孰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达成仁的进路在孟子那里是由内向外的，即从良心本心的发现进而扩充来成就仁性；而在董仲舒这里，则是由外向内的，爱人、行为的不争才能转化为心舒、志平、气和、欲节的心境。同样，扬雄也是将较为玄虚的内心道德体验转化为较易把握的外部道德准则。扬雄论仁，基本上将仁局限于人我关系，基本定义也是仁者爱人。

妄誉，仁之贼也；妄毁，义之贼也。

这实际上是从仁者爱人引申出来的一个观念：仁者爱人，仁以褒善，而妄以赞誉加人，乃贼伤仁者也。

或问君子之柔刚，曰：“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

李轨注云：“仁爱大德，故柔屈其心；节义大业，故刚厉其志。”这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司马光说：“柔于爱人，刚于去恶。”可谓深得扬雄三昧。

或问“交”。曰：“仁。”

以爱人之心交友，乃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本准则。

汉儒轻视由良心本心的自觉达到仁这一较为玄虚的内向性进路，更重视通过礼来规范这一外在形式。在扬雄的思想中，礼占有极高的地位，他对于礼的论述比比皆是。首先，扬雄认为礼乐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也是天道的外在体现。

圣人以治天下也，碍诸以礼乐。无则禽，异则貉。吾见诸子之小礼乐也，不见圣人之小礼乐也。孰有书不由笔，言不由舌？吾见天常为帝王之笔、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