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的人生（2）
哀帝年间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给扬雄思想上带来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就在这6年时间里，扬雄目睹了一连串人生祸福无常的事件，这些事件就发生在他的身边，发生在他的同事、朋友身上。如李寻，是扬雄的同门、同事，曾经与扬雄一起反对朱博为相。李寻因长于灾异之说，深得哀帝器重，“每有非常，辄问寻。寻对屡中”。后涉入夏贺良之事，减死一等，迁敦煌郡。朱博，哀帝年间步步高升，直至担任丞相，但数月后即被赐死。扬雄的同事董贤更是一个典型例子。董贤的发迹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贵宠无匹，权倾一时，但哀帝一死，董贤惶恐不知所出，竟与妻子双双自杀。所以扬雄在《解嘲》一文中提到，当客人嘲笑扬子不能做到“纡青拖紫，朱丹其毂”时，扬雄深有感触地说：“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所以，贯穿《太玄》全书的一条主要线索，即是论述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人生哲理，论述遇时则伸、失时则伏的出处之道。
尽管扬雄对人生的祸患灾难特别敏感而力图避免，但他决不像庄子那样为了保身便随俗浮沉、顺从迁就，结果从避世走向游世，扬雄从来不主张完全的出世。《法言·先知》说：“圣人乐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离于群。遁离者，是圣人乎？”在《解嘲》中他对战国时期游士们建策立功的入世行为并没有否定，而是说汉朝的时代条件不允许如此干政，而只能默然自保，所以，扬雄的人生态度基本上属于儒家式的，他没有放弃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一定的行动。比如，扬雄以他并不擅长也并不一定相信的灾异之说来阻止朱博升任丞相，在朝廷与匈奴将要失和的关键时刻他上书进谏，阻止哀帝采取不明智的举动，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扬雄主张在生活中应该信守一定的操守与原则，他称赞他特别推崇的老师严君平时说：“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他称赞其乡人李仲元则说：“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所以，尽管他追求声名，但他决不采取哗众取宠的手段，“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明确了这一点，也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能甘守寂寞，冒着不被时人以及后人理解的风险，创作深奥难懂的《太玄》。
扬雄知识型人生形态的形成与其好知的个人兴趣有极大的关系。扬雄的一生，充满了求知的热忱。人的生命的存在可以区分为两面：一面是理性，一面是意志。理性以知为目标，因而产生知识化的宇宙以及科学的知识架构。意志以行为目标，促使人实践理想与价值。知与行应该是人所共有的两个方面，但不同的人，其趣向有轻重之别，扬雄则是明显趋于知性的人物，在求知与践行两者中，扬雄对求知有着更大的热情。
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知识是扬雄最珍视的事物，对知识的探求在其生命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为了探求知识，他可以抛弃得之不易的官职与三年的俸禄而专心于读书。联想到扬雄经济拮据，更可以看出他求知的热忱。他在《与刘歆书》中叙述自己作《方言》的经过：“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覆论思，详悉集之。”他以近乎半生的精力一点一点地收集资料，反复地考查辨证，来完成并无太大实用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也只有视知识为生命的人才能做到。班固《汉书叙传》中说：“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徐复观说：“这反映出扬雄不慕荣利，但决不放过求知的凭借。”
正因为不肯放过任何求知的凭借，扬雄才能够忍受三世不徙官的煎熬，放弃隐居闾巷或山林的生活方式，执着地在京城做汉室的执戟之臣。这个原因，徐复观也已经指出，因为京城并不仅仅是名利角逐之场，亦为视听之枢机、知识之汇聚。京城政治上的波诡云谲、生活上的声色纷陈，对扬雄来说可以全不放在心上。始建国二年，正当刘、甄之事闹得沸沸扬扬，执事之臣前来拘捕扬雄时，扬雄依然专心一意，校书于天禄阁上，对政治的淡然疏离与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雄以追求知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扬雄性格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展露无遗，那就是“好胜”。徐复观说，扬雄在当时流行的各类文体中，都要选定一个居首位的目标进行模仿，进而超越。《汉书》本传说：“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他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可谓高远，在文章的各个领域，都要与历史上的最佳进行较量，进行比拼，这显示了扬雄在知识掌握上的自信，也正因为这种好胜不甘居于人后的性格，非抒发性情而着力于超越前人的写作目的，使得扬雄在其文章中尽量求深、求难、求博、求奇，因为只有在这些方向，才是可以角逐比较从而显示优劣的。而他只求成名于后世的追求，使他能够不在意当时人们的不理解与不重视。
扬雄的人生形态，在以政治上成功与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唯一价值标准的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分外重要的意义。把知识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孜孜不倦地追求，为此不惜抛弃富贵功利与当世浮名，忍受毕生的寂寞穷困，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人生形态在扬雄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过。
自老子以后，在道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反智的倾向，既反对智慧的运用，也反对知识的占有，这种倾向也极大地影响了法家的学说，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股强有力的思想潮流。老子和韩非是从君人南面之术出发，意识到民众的智慧与知识是统治的障碍之一，从而提出反智的观点，而庄子则是从个人的保身养性出发，指出知识乃是争斗的工具。
中国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人生形态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活动，通过建功立业，获得社会上通行评价机制的普遍认同，从而封官晋爵、扬名后世，他们为达到此目的而执着地追求，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二种就是蔑视乃至抛弃社会上普遍的激励机制，如庄子式的彻底避世甚至游世。第三种便是坚守有道则进、无道则退的立场，在时势可能的前提下介入社会政治，兼济天下，在时势不可能的情况下则坚持独善其身。
扬雄为第三种人生形态树立了一个现实榜样，在退守自我的时候，他将知识作为生命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凭借。庄子式的彻底避世一定要看透三关，即名利、知识与生死，不但要看到名利、知识、生命的虚幻，更要看到它们的危险，名利是祸害，知识是不幸，生命是累赘。与扬雄不同的是，庄子将追求知识看成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及其后学将知识看作是人们争斗的工具：“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类似的看法在汉朝依然是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淮南子》中就曾反复论及这一点。在这一背景之下，扬雄能够坚持自己的思想行为，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提供一种新的安身立命的途径，这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不可轻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