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人心目中的扬雄（1）

唐朝以前，无论是扬雄的思想学问、文学创作还是生活实践，一直受到高度的评价，只有少数学者稍有异议。宋朝以后，对扬雄的评价开始有了明显的分歧，产生了广泛的、几乎是不可调和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扬雄对新莽政权的态度和他的文章风格上。如果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我们对扬雄思想、人生的价值评判也许会完全不同于古人。

自东汉到唐朝，无论在思想界还是在文学界、史学界，扬雄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班固的父亲班彪与扬雄有交往，班固在写作《汉书》时，其价值观深受扬雄的影响，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扬雄一致。班固将扬雄视作是仅亚于圣人的命世之才，他说：

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

他在《答宾戏》中将扬雄与陆贾、董仲舒、刘向相提并论，对扬雄的文章充满了敬意：

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峕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壸奥，婆娑虖术艺之场，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虖圣听，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

桓谭、王充与张衡对扬雄均无比推崇，他们一致认为扬雄是度越诸子而与圣人并列的人物。王莽曾问桓谭：“扬子云何人邪？”桓谭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也。”桓谭将扬雄推举为圣人，“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贤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

王充对扬雄的著作非常痴迷，他曾说：“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他认为扬雄、司马迁是最杰出的作者，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又说：“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扬雄为双，吾荣之。”

陆绩为《太玄》作注时，也在其序中说扬雄是圣人。可以说，东汉三国时期是对扬雄评价最高的时期，死后的荣名略略弥补了扬雄生前的寂寞。这一时期，扬雄的天道无为观念、对儒家天命学说的批判、反对谶纬迷信、批判成仙之说等思想均得到了王充的继承与发扬；扬雄“贵其有循而体自然”、客观反映自然规律的认识思想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耽好玄经”的张衡。正是这种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使得张衡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张衡浑天说的理论体系显然是在扬雄对盖天说的批判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

总之，自西汉晚期开始，两汉思想界形成了一条与官方虚妄的神学经学相对抗的理性主义思想线索，那些在野知识分子重事实、重征验，以经验理性反对宗教迷信，在中国思想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而扬雄则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启之功。

这种高度的赞誉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当时，代理蜀郡太守的王商想要为严君平、李弘建立祠庙，秦宓写信请求为司马相如、扬雄建祠，他说：“扬子云潜心著书立说，有益于世，出污泥而不染，行动以圣人为师，今日天下之人，仍在诵读他的文章。国家有这样的人，足以向四方夸耀，奇怪的是您颠倒本末，反不为他建造祠堂。”可见其对扬雄的推崇。

魏晋时期，是《太玄》之学的兴盛期。被刘歆讥为“将覆酱瓿”的《太玄》出人意料地成为魏晋易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时期，为《太玄》作注或指归的分别有宋衷、陆绩、虞翻、王肃、李、陆凯、范望数家，其中不乏当时的硕学巨儒。喜好阴阳术数的，往往同时钻研《易》和《太玄》。比如《晋书·忠义传》所记载的刘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厉己修学，不以险难改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太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太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

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坛上，无论是扬雄的文章还是文论，都被反复提及。扬雄因其杰出的文学著述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人其事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被广为传颂。有人认为扬雄的才学文章超过了刘向，《晋书·隐逸·范粲传附范乔传》记载：

光禄大夫李铨尝论扬雄才学优于刘向，乔以为向定一代之书，正群籍之篇，使雄当之，故非所长，遂著《刘扬优劣论》。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中，扬雄首先作为蜀地历史名人的代表而被歌咏。北魏的常景有《赞四君诗》四首。《北史》上说，常景长期沉沦下位，淹滞门下，好多年都无法升迁至显官。因为蜀地的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于是为这四位各写了一首诗，托意以赞之。在写到扬雄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