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文中的扬雄形象
至唐代,扬雄更是成为经常被吟咏的前代文学家之一。在唐代各个时期,都有大量诗人在各种不同场合称引扬雄。在这些诗人笔下,扬雄主要以两种形象出现:一为献赋入仕的宫廷侍从,一为闭屋著述的草《玄》者。透过这些扬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
据学者杨许波统计,唐代直接称引扬雄的共有62位诗人,涉及108首诗,其中初唐10位诗人15首诗,盛唐14位诗人39首诗,中唐24位诗人31首诗,晚唐14位诗人23首诗。也就是说,从盛唐开始,扬雄经常被称引。其中称引最多的诗人是杜甫,共有20首诗;其次是李白,8首;这以后,王绩、张九龄、王维、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权德舆、许浑、郑谷、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著名诗人也一再地称引扬雄。
在他们的笔下,扬雄首先是一位通过献赋而受到皇帝赏识的宫廷侍从。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可分为两类:一是抒发尚未及第的感慨,希望像扬雄一样能有人举荐进而获得皇帝赏识而入仕。如“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此日小臣徒献赋,汉家谁复重扬雄”。第二类是诗人已经成为宫廷侍从,因此以扬雄自比。比如李白,就是由道士吴筠有荐举而被召为翰林供奉,期间也献过《大猎赋》,所以他多次以扬雄自比。“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又说:“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有一些诗人注意到扬雄之赋皆为讽谏而发,如卢纶《和王员外冬夜寓直》诗云“扬雄托谏在文章”,罗隐《寄侯博士》诗云“规谏扬雄赋”,等等。
扬雄在唐代诗歌中的另一个形象就是一位寂寞而失意的草《玄》者。到唐代,出现了大量吟咏扬雄草《玄》事迹的诗歌,多继左思《咏史诗》而来。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纵笔描绘了长安豪门贵族争竞豪奢、追逐享乐的生活后,最后以穷愁读书的扬雄自比:“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在表现寂寥失意的同时,也有自我宽解的意味。诗人们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表现扬雄的寂寞生活时,往往也在感慨自己或友人的落寞寂寥。如王绩《病后醮宅》:“今日扬雄宅,应堪草《太玄》。”王勃《赠李十四四首》之三:“从来扬子宅,别有尚《玄》人。”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夜台今寂寞,犹是子云居。”岑参《杨雄草玄台》:“吾悲子云居,寂寞人已去。”刘禹锡《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寂寞草《玄》徒,长吟下书帷。”温庭筠《李羽处士寄新酝走笔戏酬》:“所恨玳筵红烛夜,草《玄》寥落近回塘”等等。
扬雄的这一形象作为一个文学典故,在唐朝诗歌中的寓意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中唐以后却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和提高。东汉魏晋南北朝人所推崇的扬雄,首先是—位明于阴阳、妙极道数、穷幽探赜的数术掌握者,其次是一位造于妙思、搜选诡丽、理赡辞坚的辞赋创作者,他以其博学、覃思、深微、宏丽征服了这一时期的学者。也就是说,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扬雄崇高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是儒学的捍卫者,也不取决于他是诸子的批判者。首先将扬雄塑造为儒家道统的传承者的是韩愈,正是由于韩愈的推崇,扬雄得以成为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并列的儒学大师。韩愈说:
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其时桓谭以为雄书胜《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
其次,韩愈特别推崇扬雄的学问与文章,他认为扬雄是一位博学宏辞的豪杰之士,他说:
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
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
相对而言,柳宗元对扬雄的文章就不那么推崇,尽管柳宗元曾经为《法言》作注,但他认为扬雄的文章肯定不如司马迁,也不如韩愈:
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文遗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
枊宗元作为韩愈的朋友,说韩愈的文章恢奇恣睢自由,远胜扬雄,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溢美,也确实反映出扬雄文章有局促滞涩的缺点。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董仲舒、扬雄多言符命祥瑞的批评更加尖锐,认为这些言语昏惑犹如淫巫瞽史,只能诳乱后代。《新唐书·柳宗元传》引《贞符》云:
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
在史学界,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认为自己的命运跟扬雄非常类似。第一,两人都期以撰述者自命。第二,《太玄》和《史通》都累年不就。第三,扬雄作《法言》,时人批评其妄,作《解嘲》;而刘知几作《史通》,见者言其短,他亦作《释蒙》以拒之。第四,扬雄早先因为写赋而为范逡、刘歆所重,晚年创作《太玄》,有覆酱瓿之讥;而刘知几初好文笔,获誉当时,晚撰史传,减价于知己。但他说,他与扬雄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扬雄的著作在身后历代都有知音,所以能世代流传,而自己虽然当世有知音,而后世恐怕不一定有,因此很担心自己的著作不能像扬雄的著作那样流传久远。
尽管刘知几以扬雄自况,但他对扬雄并不是没有批评,他认为扬雄的著作中有许多怪奇鄙陋的神话,这对于一位史学家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史通·外篇·杂说下》说:
扬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长爱奇多杂,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之矣。然则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总的来说,唐朝对扬雄的思想和文章以肯定居多。而对扬雄后期的政治经历给予强烈批评的是初唐时期的李善,他在给《文选·剧秦美新》作注时说:“王莽潜移龟鼎,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亢辞鲠议;退不能草玄虚室,颐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素餐所刺,何以加焉!”相比之下,同是给《文选》作注,李周翰的态度就比较温和,他说:
王莽篡汉位,自立为皇帝,因号新室。是时,雄仕莽朝,见莽数害正直之臣,恐己见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为美,将悦莽,意求免于祸,非本情也。
李周翰的这种解释可说是后世避祸说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