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人心目中的扬雄（2）

蜀江导清流，扬子挹余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得闲游。

刘宋时期鲍照有《蜀四贤咏》，其所谓的蜀地四贤同样是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他称颂扬雄“玄经不期赏，虫篆散忧乐”，也就是说，扬雄创作《太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赏誉，同时他用辞赋来抒发自己的忧乐之情。然后说：“首路或参差，投驾均远托。”意思是这四位贤人开始时虽然是殊途异路，但到后来却是一道同轨，都是心远仕途，托意于撰著。刘孝威《蜀道难》也是列举了四位蜀地历史名人来形容经过蜀道的艰难，同样是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与扬雄。

在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心目中，扬雄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是一位远离纷争、独守寂寞、博学能文的学者。陆厥的《入兰台赠王治书僧孺诗》称道说：“故人扬子云，校书麟阁下。寂寞少交游，纷纶富文雅。”萧纲《君子行》说：“君子怀琬琰，不使涅尘淄。从容子云阁，寂寞仲舒帷。”将扬雄校书与董仲舒下帘读书相提并论，称道他们能甘于寂寞。

而写作和讲授《太玄》，更是扬雄甘于寂寥、功名无成的典型写照。西晋的左思在《咏史诗》首先描绘了京师王侯权贵的豪奢热闹的生活：“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与扬雄的寂寞孤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左思对扬雄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不过，也有诗人并不赞同扬雄闭门草玄、不求功名这一行为。如谢灵运就说：“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鲍照也认为：“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吴均则说：“顾看草玄者，功名终自微。”他们都对扬雄闭门草玄的行为不太认同。

另外，扬雄家贫嗜酒的事迹也为一些有同样经历的诗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自况。如陶渊明《饮酒》专门歌咏过：“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酒喝得畅快之后，凡有问询，都非常痛快地告知。有时不肯说，是因为咨询的是伐国这样的不仁之事。仁者的表现，有时显，有时默，但都以仁为依归。这与其说是在歌咏扬雄，不如说是在自况。

谢灵运《北亭与吏民别诗》：“刀笔愧张杜，弃繻惭终军。贵史寄子长，爱赋托子云。”意思是他裁断吏事没有张汤、杜周那样的刀笔，也不能像终军那样投笔从戎，但他热爱历史与辞赋创作，经常从司马迁、扬雄那儿寻找寄托。吴均的《赠周散骑兴嗣诗二首》也说：“子云好饮酒，家在成都县。制赋已百篇，弹琴复千转。”

北朝同样有很多扬雄的推崇者，据《北齐书·司马子如传》记载，司马膺之“好读《太玄经》，注扬雄《蜀都赋》。每云：‘我欲与扬子云周旋。’”。

这一时期，对扬雄也有一些微词。比如《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云，王隐论扬雄《太玄经》曰：“玄经虽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谓其屋下架屋。”王隐是东晋人。刘勰对扬雄的文章多有赞扬，但他对《反离骚》评价不高。《文心雕龙·哀吊》说：“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沉膇。”意思是扬雄凭吊屈原的《反离骚》，思考很多而成就不大，立意重在反诘屈原的《离骚》，因此文辞沉滞不流畅。北齐颜之推是仅有的对扬雄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学者，他说：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著《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余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

颜之推强烈反对扬雄的“辞赋无用论”，继而对扬雄的晚年行为进行了批评，认为写作《剧秦美新》、妄投于阁才是不达天命的童子作为。尽管有一些批评之声，但扬雄在文坛上依然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这表现在刘勰深入频繁地称引扬雄的言论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赞颂扬雄的文章，并将其视作文章的典范，以及有关扬雄的琐事轶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性话题等各个方面。相对于扬雄在易学、文学上如日中天的地位，儒家色彩相对强烈的《法言》则较为沉寂，直到晋朝才有李轨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