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转折（2）

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数移民来自城市，而且他们缺乏农业技能。在失去巴西和新尼德兰之后，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承认，正如巴巴多斯最近的转型所表明的那样，与英格兰移民不同，荷兰人并不适合当殖民地的农夫。但是，正如董事们所强调的那样，荷兰人是一流的商人。如果说帝国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支柱之一，那么贸易的确是另一支柱。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于16世纪后期开始兴起，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衰退到中等水平，然后被置于西印度公司的保护之下。与其更著名的对手——东印度公司不同，东印度公司在存续期间始终保持着主要垄断地位，而西印度公司由于商业表现欠佳，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大部分垄断。作为在巴西的殖民冒险的意外结果，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中叶确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公司。荷属巴西殖民地的终结并没有减缓荷兰人在非洲的贸易进程，与之相反，尽管贸易目的地逐渐向新世界以外扩张，荷兰人实际上扩大了在非洲的贸易。的确，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在荷兰人占领的港口和要塞的贸易量。荷兰人在西语、法语和美洲英语区的交易规模十分出众，在一些地方，商人的数量经常超过各个首府的商人数量。因此，进入荷兰市场的经济作物产自美洲的所有地区。此外，由荷兰人的奴隶贩卖船运送的奴隶常常是在荷兰人管辖之外的非洲海岸的港口和要塞装载的。

如果外国人是在荷兰人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那么，同样地，荷兰人建立自己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也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他们的舰队和军队里有大量的外国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在荷属殖民地定居的人难以计数，有时能多达当地所有人口的一半，他们都出生于欧洲或者新世界等外国地区。尤其特别的是，在荷属美洲殖民地有很大比例的犹太移民，他们的经济开发能力对于在殖民地生存下来非常关键。这些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家人通常出生于葡萄牙或法兰西。他们或在阿姆斯特丹，或在其他荷属殖民地，重新过上了正宗犹太式的生活。美洲犹太教也因此在荷兰发展起来。

如果没有他们在巴西、圭亚那［亦称“狂野海岸”］、新尼德兰、安哥拉和黄金海岸精心维系的本土同盟，荷兰人也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事实上，荷兰在大西洋上的帝国是一个典型的跨帝国、跨国家、多种族的国家。同时，它还是一个旨在造福联合省的帝国。由于战争是西印度公司存在的首要原因，因此许多潜在的投资者不愿意购买公司股票，从而推迟了第一批军事远征队的出发时间。更多有冒险精神的人更喜欢战争而不是贸易，因为他们能从中更快地积累财富。在“荷兰时刻”的大多数时候，私掠船利润丰厚，银器是首选的战利品——至少在西班牙还是敌人的时候是这样。当只剩下葡萄牙是伊比利亚唯一的敌人时，运送巴西糖料的船就成了主要目标。

美洲土著在荷兰海洋帝国的战略目标中被视为理想盟友。因为西班牙与各地的美洲印第安人交战，所以人们推测美洲印第安人将会与荷兰人结成同盟。但实际并非如此，荷兰人与美洲土著建立关系很是困难。淘金热、随意攻击和不时地奴役让荷兰人并没有讨得当地人的喜欢。不过，商业往来仍然将他们联系了起来，并且在个人层面建立了许多可靠的持久的联系。宗教基本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切入点。即使牧师们带着传播福音和引入文明的双重目标而来，还是很少有当地人转为信仰加尔文教，他们向当地或新世界的非洲人传教的努力也收效甚微。起初，黑人没有被迫沦为奴隶，但巴西对强制劳动的需求使殖民地的荷兰人改变了主意。不论在布道还是出版作品中对奴隶制提出的任何异议都因此被搁置一边。

殖民地的神职人员需要在宗教场所中履行职责，而宗教场所还尚未准备好。抛去阿姆斯特丹这一有名的特例，宗教信仰自由在荷兰共和国其实并不常见，却成为大多数殖民地的典范。信仰自由是为美洲殖民地最初的行政架构所确立的一项原则，被普遍认为对于殖民地未来至关重要的宗教组织甚至也被赋予了信仰自由的权利，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无论如何，荷兰人没有兑现其原本所允诺的信仰自由，将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高昂的。

“荷兰时刻”，不仅使荷兰人成为大西洋世界的中间人，而且本身就是大西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它联通了17世纪以前以伊比利亚人的扩张为主导的时代与第二次百年战争。尽管“荷兰时刻”可能有些短暂，但它以多种方式在更广阔的大西洋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就像荷兰人以学徒身份从早期的海洋探险一步步开始一样，其他人也很快从荷兰人所精通的航海、制图、种植和奴隶贸易方面有所借鉴与收获。荷兰的商业援助使英格兰和法兰西尚在初期的殖民地与已臻成熟的西属殖民地都能得以维持。相比之下，荷兰的军事运动则给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许多地区以及后来的法属和英属殖民地的居民带去了一系列的伤亡与挥之不去的恐惧。这种权力的展示最终在17世纪70年代末走向终结。荷兰人并没有从大西洋世界中消失，而是在新的、被削弱的、非武装的西印度公司的辅助下开启了殖民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在大西洋沿岸仅存的埃尔米纳、库拉索岛和苏里南等殖民地在没有军事介入的情况下仍然完好无损。而荷兰人在此时的角色也发生了逆转：他们从进攻者变成了防御者。

尽管历史学家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7世纪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存在，但近几十年来它已成为一个被众人研究的领域。通过亨克·登海耶对西印度公司机构历史的研究、吉斯·赞德弗利特对西印度公司使用地图的研究以及亚历山大·比克从微观历史学角度对1645年的西印度公司的审视，为研究西印度公司提供了新视角。本杰明·施密特说明了美洲在荷兰意识中的重要性，丹尼·诺兰德发表了大量关于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神职人员的论文，马克·莫伊维塞探索了荷兰人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商业和军事联系。与美洲印第安人的相互关系也是洛德韦克·胡尔斯曼关于圭亚那的论文的研究主题。亚普·雅各布斯的专著、威廉·弗里霍夫关于埃维特·威廉姆斯的传记、唐娜·默威克和保罗·奥托关于荷兰人与当地人关系的著作，以及苏珊娜·肖·罗姆尼关于荷兰人与非白人互动的讨论等都引领了对新尼德兰的研究。埃瓦尔多·卡布拉尔·德梅洛和米希尔·范格罗森的出版物丰富了关于荷属巴西殖民地的文献，克拉斯·拉特尔班德几十年前出版的手稿也细述了安哥拉和圣多美的荷兰殖民时期。还有，菲利帕·里贝罗·达席尔瓦对于荷兰人横跨西非西海岸的活动有了新的阐述。然而，我们仍然缺少一本书，它可以提供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概述，探讨荷兰在海外殖民地的创建，跨越帝国边界的经济贸易目标以及对建立某种帝国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