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获动力（2）

面对荷兰对巴西的入侵，哈布斯堡王朝领导人没有选择派遣恢复了元气的新舰队。第二年，他们确实装备了舰队，该舰队在经验丰富的海军上将安东尼奥·德奥肯多的指挥下带着物资和增援部队前往萨尔瓦多。奥林达的陷落使得萨尔瓦多处于弱势，但是德奥肯多的此次出航非常成功。舰队顺利地抵达萨尔瓦多，还在1631年9月12日的海战中重创荷属巴西的海军。众多荷兰士兵因此丧生，荷兰海军上将阿德里安·扬斯·佩特也身着重甲溺亡。尽管这场争端似乎以平局告终，但死伤人数无从确认。然而，德奥肯多胜利返回里斯本，四处传播敌军有2,000名士兵死亡的消息。荷兰人则将他们失去的士兵人数厘定为350，他们认为伊比利亚人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有1,500人死亡。这位男子指出，在这艘被征服的西班牙舰上发现了太多的人体残肢和鲜血，只能用扫帚来清扫。即使这样，荷兰人很显然没有全部履行完他们的职责。特别是荷兰船的5名船长，他们由于未遵守命令登上西班牙船而被定罪。

德奥肯多到达萨尔瓦多后急需援军。在荷兰入侵后的18个月中，伊比利亚方面只有580名雇佣来的职业战士。尽管如此，雇佣军队并没有单独面对荷兰人。历史学家埃瓦尔多·卡布拉尔·德梅洛估计，伊比利亚人可以在伯南布哥动员多达1.9万名男子：8,000名白人、8,000名黑人奴隶和3,000名美洲印第安人。到1631年10月，荷兰的官方统计数据为4,477名士兵和2,240名水手。哈布斯堡王朝新部队的到来并没有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因为他们还得交维持费。这种征费行为引发了人们极大的不满，1633年3月，伯南布哥的三四个地区都发生了起义。

荷兰在巴西的军费由母国承担，在新殖民地代价昂贵的冒险活动很快成为国内批评的对象。1632年，即入侵伯南布哥仅2年后，西印度公司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公司董事们向联省议会寻求帮助，要求立即拨款50万荷兰盾，之后每年持续拨款70万荷兰盾。1年后，在与荷兰南部的和平谈判中，巴西成为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谈判桌上的南部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荷兰人都不能保留伯南布哥，西印度公司也不能继续存在。西印度公司代表因此不得不进行辩护，以反击那些认为他们阻碍了和平之路的荷兰人。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自豪地强调他们于1629年向共和国提供了其急需的帮助——当时的共和国受到了严重威胁。除了势不可当的德意志军队入侵荷兰，荷兰人还必须应对哈布斯堡王朝在费吕沃的进攻。西印度公司泽兰商会已同意派遣士兵，梅兹商会也已派出100名火枪手乘马车前往阿纳姆，另有1,100名士兵被派往乌得勒支和哈特姆。所有这些人早已经准备好随隆克的舰队前往伯南布哥，但现在计划已中断了3个月，因此，西印度公司董事们的观点的说服力值得怀疑。毕竟，在荷兰军队2.4万名士兵和4,000名骑兵的总兵力面前，西印度公司部队的总人数稍显单薄。此外，西印度公司军队对国内战争的实际贡献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许多士兵发现自己必须在野战部队中服役后就纷纷逃走了。

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称，与哈布斯堡王朝新的停战协议将是该公司的“死亡之吻”。西印度公司实质上就是一台为荷兰提供服务的战争机器，也是数以千计的士兵和水手的雇主，以及食品的消费者、进口商和出口商。由于西印度公司的资金不足以资助持续的战争行动，因此西印度公司必须得到各省的财政支持。在巴西，该公司已准备好在宣布胜利之前进行最后一搏。十九人委员会复述了莫尔贝克的估算，他们声称巴西将产生的利润约为500万荷兰盾。他们估计需要70万佛兰德镑来确保整个巴西的安全，这与西印度公司每年为荷兰国民经济所贡献的700万佛兰德镑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反驳了这些说法，他们指出西印度公司仅为国民经济贡献了250万佛兰德镑，而不是700万佛兰德镑。十九人委员会没有把9,000名西印度公司水手的薪水、口粮以及舰队的装修费用计算在内。阿姆斯特丹市的官员们不认为有必要支持在巴西的战争，他们甚至不相信战争有存在的必要，他们命令参加荷兰省议会的代表团同意撤离巴西。鹿特丹和多德雷赫特，与阿姆斯特丹一样希望“结束这场痛苦而沉重的战争”，但哈勒姆、莱顿、豪达、霍伦和恩克赫伊曾的代表对此表示反对。

1633年，荷兰人既没有与西班牙签订和平协议，也没有从巴西撤军。伯南布哥的战事因此而延长，结果是导致人口减少——战前该地区的人口为9.5万人，其中包括4万名白人、4万名黑人奴隶和1.5万名美洲印第安人。那些活下来的人都体格强壮，足以参加游击战——他们更倾向于这种对战方式。荷兰人起初不太熟悉这种打法，

但是他们学得很快，并且很快就成为伏击专家。这片土地遭受了战乱的摧残——双方都从制糖厂抢夺糖料，并且荷兰人烧了许多葡萄牙人控制地区的糖料种植园。

为了满足荷兰和西班牙军队在低地国家作战的条件，在葡属巴西总督马蒂亚斯·德阿尔布开克的倡议下，在低地国家交战的双方——荷兰与西班牙——于1633年在巴西签署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协议。但是——就像总督发现的那样——这一协议违反了西班牙战争委员会的意愿。该协议规定，不得在教堂纵火或毁坏雕像，遵守规定的士兵应被赦免——该规定的适用对象是被监禁的士兵和水手。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年中双方都有暴力行为。为了明确响应哈布斯堡的类似命令，荷属巴西总督约翰·毛里茨在1640年下令其部队不再放过敌方士兵。直到1年后，荷兰人和他们在巴西的敌人签署了新的条约以赦免遵守规定的士兵与平民。然而，在美洲其他地区，对荷兰人的虐待仍在继续。在一封寄往阿姆斯特丹的信里写道，在哈瓦那和加勒比海的其他西班牙人控制的港口，荷兰囚犯的待遇连狗都不如。他们靠救济活着，不得不像奴隶一样辛苦劳作。十九人委员会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指示巴西执政委员会必须将所有敌方囚犯绑起来，迫使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以此来看看“这群卡斯蒂利亚人是否能因为此报复手段而恢复理智”。

在西属加勒比的地牢中苦苦挣扎的荷兰人通常来自私掠船。从理论上讲，那些没有反抗就投降的人可以随身携带背囊和必要的口粮自由通行，那些反抗者按照战争规则也可以被释放，但不能携带任何财物。唯一受过严刑惩罚的是那些在战斗中试图利用自己的船逃跑的人——他们将被处以绞刑。但是西班牙人有时也会不遵守规则。1636年，当地的海盗劫持了要离开弗利辛恩的商船后，船上的18名船员不得不在哈瓦那服刑4年。在荷兰人方面，他们有时等待很长时间才释放西班牙囚犯。在宝藏舰队被劫持18个月后，许多西班牙海员仍被关押在荷兰共和国。然而，荷兰人从来没有像他们在1624年6月在秘鲁海岸所做的那样过分。那时的秘鲁总督拒绝用2名荷兰逃兵交换2名西班牙战俘，荷兰人枪杀了21名西班牙战俘以示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