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小说

针锋相对(1)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前往弗劳恩贝格大教堂之前,已经为教士哥白尼赋予了少许特权,从而让他能够在教会等级中占据多个职位,但他从未行使这一特权。而他也从未顺理成章地举行神职授任和祝圣等活动。但哥白尼已经开始领俸禄了。他有一匹马和一位男助手。哥白尼家设有女仆的房间,还有冲水马桶,当时多数人家里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他的生活很闲适,有足够的精力关注其他事情。

弗劳恩贝格大教堂成了容纳哥白尼对天空的激情之所在。教堂内有一整间带窗的屋子容纳他的天文装置,这些装置全都是从古代留传下来的。他的三角仪是一个10英尺高的带轴三角形装置,这个装置的附件像木头巨人的手指一样卷曲着;其中一个连接点可以导向窗外以测量恒星的高度。哥白尼的象限仪是一块比成年人高出一头或两头的标准正方形木头,上面刻有一个四分之一的圆,整个装置由一块垂直的小木块固定,木块的阴影则用来测量太阳全年出现的方位。哥白尼后悔没把象限仪做成石质的,因为木质在遇冷之后发生了弯折。日晷、浑天仪以及一个手持的太阳系模型都是按以前的标准造的,最后这个装置中未标明的球体随意地悬挂在中心。这些仪器全是哥白尼凭借自己辛勤的汗水拼接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哪个工匠的技艺能超过他。

认真的研究要求他亲力亲为,但哥白尼更热衷于美丽的理论。他为几个好奇的朋友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天文学论文。“托勒密的理论,”他写道,“看似非常可疑,因为他设想了一些偏心匀速点,并用它来解释行星从来不会绕其中心做匀速运动的这种现象。”从小就学习绘画的男孩儿首先会对美学原则比较敏感。哥白尼就是这样的男孩儿。正是哥白尼秉持的美学原则,以及他对美的追求成了解开腐朽哲学枷锁的钥匙。有时候,这些原则显得陈旧乃至反动,甚至导致他所秉持的天文学基础灰飞烟灭。

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哥白尼也笃信先贤亚里士多德。对他们而言,匀速圆周运动比托勒密引入了偏心匀速点的非匀速运动更加优雅。但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还是托勒密的天文学中,行星都是绕天球外部轨道运行的,它们的轨道也刚好都是以不动的地球为中心。不带任何夸张,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哥白尼用数学家的方式列出了一份他认为“更合理”的论文清单:

1.所有天球都没有中心。

2.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它是重物自然汇聚的中心。

3.所有的天球都绕太阳旋转,看上去,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上述内容便是日心说:它意味着地球绕太阳旋转。这个观念会像不偏不倚的病毒一样缓慢地传遍整个世界,而它的源头就在这份毫不起眼的手写小册子中,哥白尼本人从未想过要为它拟定标题,也没想过发表它。相反,他仅抄过几份给熟识的学者朋友,这些学者又如法炮制,于是,这个小册子就像科学违禁品一样流传开来。后人给它起名为《小释》,就像是在嘲笑它卑微的出身一样。

在最终遇到逆行问题,即行星的倒退问题前,哥白尼进一步写下了更多的假设。他知道,自己理论的真正优雅之处在于,“行星的逆行并非因为它们自己,而是因为地球的运动”。《小释》主张,行星的倒退只是一种表象,实际的原因是运动的地球超过了轨道中运行的行星。地球位于其他行星和太阳连线上之时,也正是逆行现象发生之时。理论上,这是行星复杂轨道最激动人心和最简洁的解释方案。但实际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三十四条轨道就足以解释所有行星的芭蕾舞了”,哥白尼在其温和的结论中谈道。即便地球是运动的,他也无法完全不用到托勒密那一圈圈的本轮,也无法彻底避免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形而上学原则。近代日心说天文学并不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中诞生那般得自哥白尼,它是许多代人共同的知识结晶。但《小释》仍旧标志着一个特别的转折点,也标志着充满可能的新世界。它读起来像是一份宣言,简洁而令人信服;哥白尼在《小释》中允诺会在其“扩展版”中提供必要的数学证明。

哥白尼让地球动了起来,但他最初只是想让行星重回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优雅匀速运动状态。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守旧派,只是偶尔有些激进而已。彼时教会的教理过于盛行,即便受过教育的人也难以接受完全革新的思想。教理垄断欧洲长达千年之久,但它就快被一场意外——当然,也是一场血腥的意外——终结。

哥白尼完成自己天文学论文的几年后,另外一位更加保守的人也如同当年的哥白尼一样正忙着写作自己的论文。他是一位敦实的德国修士,棕色头发修剪得有些盛气凌人,身上一圈圈看起来有点儿学究气的脂肪遮住了观点丰富的脑袋,但这些观点没几个经得起推敲。“诸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在某天说道,“凡人皆撒旦。”犹太人“怀有异心”,他谈道,“我们错在没有铲除他们”。但他对哥白尼的评价没有那么刻薄,并且还有点道理:“愚人会推翻整个天文学。”

此人就是曾撰写《九十五条论纲》的马丁·路德,而其在学术旨趣上与《小释》并非截然不同。二者都旨在引发争论,也都包含着惊人且激进的潜台词。路德谴责当时教会的腐败,奉劝天主教教徒不要沉溺于金钱,进而回归基督那谦卑的教导。他把《论纲》的手抄本寄给了一位朋友,同时也印了一些出来。

因此,二者造成的局面就有所不同了。哥白尼并未把论文付梓。他对金钱的态度比较保守,但也没有宗教性的清高,他在1517年给普鲁士天主教上层人士的信中提出了警告:

造成国运衰微的原因甚众,为首者有四:异见、死亡、土地荒芜和货币贬值。前三者十分显眼,无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