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时间
虽然航海催生了准确的时间，但时间完成统一却是因为火车。由于火车是以固定不变的时刻表运行的，所以同一个铁路运行网络中只能使用一种时间，也就是“标准时间”。
作为钟表之外另一种典型的时间机器，火车通过在时间中的靠拢而取消了空间的分隔。穿越空间需要时间，火车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移动速度，在同样时间下，空间被压缩了。
在铁路时代到来以前，欧洲各个城市之间的时间并不相同，比如伦敦时间比雷丁时间早4分钟，比赛伦塞斯特早7分30秒，比布里奇沃特早14分钟。对乘坐马车旅行、按天数计时的人们来说，这种时差简直微不足道。人们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只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怀表即可。但对火车来说，列车在铁路上高速飞驰，任何时间上的差异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所以铁路公司必需编制一个统一的列车时刻表。这个火车专用的时间被人们称为“铁路时间”。
没用多长时间，在每个火车站最醒目的地方，都悬挂着巨大的时钟，上面显示的并不是本地时间，而是“铁路时间”。这种“铁路时间”往往因不同的铁路公司又有所不同。当几个铁路公司共用一个火车站时，站台上就只能挂几块时钟，分别显示不同的时间，以此提醒乘客按照他们购票的铁路公司的时间候车。据说在美国匹兹堡车站，挂着6个钟表。
到了19世纪末，英国各铁路公司统一以格林尼治时间作为整个铁路网的标准时间；接下来，各城市的地方时间也逐渐与这个新“铁路时间”相统一，直到最后，英国政府将格林尼治时间作为英国标准时间。
1858年4月10日，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耸立起一座近百米高的钟塔，里面安置着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座钟——大本钟。钟盘直径约7米，分针长达4.27米，钟的总重量达13.5吨。根据格林尼治时间，大本钟每隔一个小时报时一次。其报时声深沉浑厚，数里外都能听到钟声。
作为现代英国的重要象征，大本钟的出现传递了一种崭新的观念——时间的标准化。
1884年，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经线，成为全球的零度经线，是为世界计算经度的起点线——本初子午线。以此为0°，分东西两半球为东西经，从0°到180°。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世界标准时间。
从此以后，人类世界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一个由英国创建的时间体系。在接下来的历史中，人们甚至将“格林尼治”看作“时间”的同义词。
不列颠的“日不落帝国”不仅垄断了世界贸易，也“垄断”了时间。自1924年2月5日开始，格林尼治天文台每隔一小时会向全世界发放调时信息。统一的时间展现了一幅地球村图景。在这场“时间革命”中，时间概念同时经历了一个国家化和全球化的过程。
一位名叫桑福德·弗莱明的加拿大铁路工程师提出了全球统一标准时间，即所谓“宇宙时间”的概念。按照他的设想，世界各国的人佩戴的手表都应该显示本地时间和宇宙时间。弗莱明还提出了二十四时区的方案，每个时区按照经度15度准确划分，这样每个时区刚好占1小时。
中国古语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当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被置于一个标准的时间体系内，新的时代就到来了。德国哲学家尼采将这称为“比较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是如此获得其意义的：各种世界观、各种风俗文化在这个时代能得以比较，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体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前一切文化都只有地域性的支配地位，所有艺术风格都束缚于时间和地点。”
1893年4月1日，德国通过时间法案，统一的德国有了统一的时间。在此之前，德国存在着五个时间系统：柏林时间、路德维希港时间、卡尔斯鲁厄时间、斯图加特时间以及慕尼黑时间。根据德国陆军大将毛奇的说法，这样的多重时间是“德国分裂以来便一直存在的遗迹，而如今我们成了一个帝国，这种多重时间理应被废除”。
1904年，德国在中国修建的胶济铁路建成后，德国威斯巴登火车站被复制到中国，就是著名的济南火车站。这座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最引人瞩目的是高达32米的圆柱形钟楼，四个圆形大钟面对四方，日夜鸣响。
长久以来，缩在欧亚大陆西陲的欧洲，突然崭露头角，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它一方面将新大陆变成新欧洲，另一方面将亚洲和非洲变成它的殖民地，通过对现代时间的创建，开始了一场无远弗届的现代文化革命。
在中国的上海、南京、汉口、广州、福州和厦门等地，英国人陆续建起海关大楼，并架起巨大的时钟，这些时钟在古老的中国居高临下，按照格林尼治标准发出巨响。
如果加以回顾，机械钟表从中世纪被发明出来，到18世纪时在实用化方面已经接近完美，它在技术上确立了工业化阶段机械生产体系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所创造的现代时间观念也约束了人们的日常行动。
在19世纪的欧洲，用钟表来计时及安排行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开始扩展。到了明治时期，日本采用太阳历被视为理所当然。19世纪末，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计时为基准的世界标准时间的确立，决定了全球行动的一体化。即便不能说没有世界标准时间就没有现代世界全球规模的一体经济，但至少可以说它改变了世界面貌。
在传统时代，时间是自然的、永恒的、循环的，机械时间的出现，颠覆了这种时间概念，时间成为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不可再生的、不确定的存在。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时间的历史，那么现代就是从自然的循环时间向非自然的线性时间的转变。“18世纪启蒙运动使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线性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19世纪进化论的创立及其被广泛地接受，更使线性观念彻底取代了循环观的支配地位。”
与循环时间相比，线性时间更接近时间的本质。时间被统一之后，所有钟表显示的都是同一时间，“无论有多少时钟，它们都不再作为独立的时钟，而变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就组成了有一位国家元首在其上的一个巨大的‘钟表王国’” 。
时间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和经历，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时间的祛魅和人的个体化，使人类走向觉醒和自由，人成为时间的主人，现代人出现了。这种时间上的平等与自由，最终构成现代法治的现实支撑力。
对现代世界来说，时间就是这样诞生的。
随着机械时间的到来，每个人都像被发条驱动的永不停息的钟表，忙忙碌碌。
生活在工业时代被定义为时间，时间就是人的一切，人并不拥有生活，而是拥有时间。时间成为人唯一有用的资源。职业决定了现代人的身份，而时间就是最严厉的法律。
“时间法律”迅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解释，甚至所采取的行动。
从农业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时间过剩到时间短缺的过程；现代社会基本完全处于“时间饥饿”状态，时间成为越来越珍稀的资源，而人只是时间的载体。
在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看来，所谓现代，其本质上是技术的现代化。钟表将时间变成了一种技术结果。
时间和技术都以人为对象，通过技术，人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载体上留下跨越时间的印记，使生命经验得以延续，比如建筑与文字。这些人为的记忆造就了时间。
正是这种人类时间，使人彻底区别于其他生命。相对而言，动物只能留下最原始的化石。阿伦特说，记忆作为时间的仓库，是“已不在”的在场，正如期待是“尚未在”的在场，人始终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只有借着把过去和未来唤入回忆的现在和期待的现在，时间才存在。
时间意识在企业行为中，体现为保险公司利用历史知识对未来进行理性预期。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文本性的宪法其实是另外一种保险。它将历史经验的智慧和对未来可能发生风险的评估结合在一起，既有对时间历史的继承，又有对风险的防范，基于国家的长远考虑而对行政进行约束。用一位法学教授的话来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格林尼治时间；有了宪法，整个人类的历史汇入了同一条时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