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审查（2）

作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18世纪的法国虽然思想家如云，并在欧洲拥有无数读者，但他们的作品却大多是在法国之外印刷出版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严厉的图书审查下，大量的“非法”图书走向地下印刷，以盗版的形式出版，仅巴黎就有100家出版商从事地下出版业。当地下印刷也受到限制时，书商们便将书稿送到外国出版，再通过走私将图书运回。

正如尼采所说：哲学家的命运掌握在书商手里。那些“危险的书籍”一般都被书商们心照不宣地称为“哲学书”，偷偷地在斗篷下销售。庞库克后来将《百科全书》放在法瑞边境的纳沙泰尔印刷，那里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保护。这位“哲学家国王”以宽容开明著称。

欧洲现代早期的这段历史，可以称为“没有国界的历史”。一直到马克思时代，各国之间往来并不需要护照和签证，所以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很多流亡者，在本国受迫害，都可以跑到其他国家继续生活和写作。

在多元化的欧洲，荷兰共和国成为出版自由的“世外桃源”，很多印刷商移民至此。阿姆斯特丹依靠无数杰出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成为当时“全世界的图书超市”。在17世纪，荷兰人印的书超过世界其他各国印数的总和。

与荷兰相反，从16世纪起，法国每年都要出口大量的纸，然后再将大量的书进口或走私进来。卢梭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外国出版和印刷的。

为了对付审查，作者和出版商信息常常被刻意隐去，或者编造虚假的信息——“这是一种讲了一些东西而免于被送进巴士底狱的艺术”。

在18世纪中期的欧洲，几乎没有哪一个作者没有在监狱中蹲过24小时以上的，而巴士底狱更成为欧洲文字狱的象征，以至于民众攻破巴士底狱的7月14日在后来成为法国国庆日。从1600年到1756年，800多位作家、印刷商、书商和印刷品销售商在这里受尽牢狱之灾。

据统计，在18世纪，至少有4500种书是随意杜撰人名和地名出版的，甚至有一些书伪托遥远的北京“大汗书店”。

“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

从本质上来说，印刷最显著的成就表现为现代民主精神，写作与阅读、启蒙与民主，完全可以看作同一件事。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再进一步说，思想源于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思想。

思想自由作为一种政治要求，无疑是对权力的反动。所谓权力，就是对人的权力，是对身体，尤其是对思想的权力。正如思想自由体现为言论自由，扼杀思想的方式常常表现为消灭言论自由，在印刷时代则表现为取消出版自由。当人民能够和统治者知道的一样多时，他们就要求得到自治的权利。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书报审查制度便不断遭到民间的杯葛。马克思谈到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时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

“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的根本原则——特权，又根据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建立了一种新秩序。”

出版自由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出版自由并非来自宪法，而是宪法来自出版自由”。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宣称：“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所有公民都有言论、写作、印刷出版的自由。”

两年后，废除书报审查和维护出版自由被写入法国第一部宪法。巴黎的印刷厂从旧制度时代的36家猛增到220家。不过拿破仑黄袍加身后，很快又恢复了书报审查——“如果我对新闻界不加以控制，三个月之内我就会下台。”

讽刺的是，审查机构编制的“禁书目录”往往成为免费广告。某种书一旦被禁，就成为盗版的畅销书，由此诞生了最早的“秘密阅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