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楼

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

印刷术出现之后，书籍实现了商品化，宋朝从官方到民间藏书之风弥漫。各地州学都建有藏书楼，江西十一府，府府有藏书。私人藏书更胜官方，“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仅湖州一地，拥书数万卷的藏书家就有七八位。

明清两代，不少富贵之家或附庸风雅，或名士真风流，大建藏书楼。知名的大藏书家从宋元时代的数十位猛增到数百位。据估计，当时全国有数以千计的私人藏书楼。

宋元以来，江南兴盛，文化繁荣，不仅是全国的印刷出版中心，也是读书人和藏书人比例最高的地区，藏书楼比比皆是。清人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

直至晚清，苏州有藏书楼70多处，宁波有藏书楼80余处。

宁波范氏家族的“天一阁”号称“藏书之富，甲于天下”。收藏《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都是参照天一阁所建。常熟毛氏家族的“汲古阁”既藏书也印书，不仅藏书多达84000册，所藏书版也超过10万块。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皇家藏书楼和私人藏书楼，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所谓藏书楼，其核心是“藏”。藏的目的，一是传与后代，二是保值增值，与阅读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就被束之高阁，与读者隔绝；书籍成了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古董和艺术品，而不是一种读物。

对一个藏书家来说，书的价值来自珍稀版本，而不是来自独特内容。这导致藏书几乎都是古籍，而且越古老越好，藏书家对于当代书几乎不屑一顾。“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每以身心性命托于残编断简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这完全是一种商业活动，或者说是一种投机行为。许多因官而富、因商而富的藏书家，为了“孤本”“秘本”不惜耗费重金，但对其内容并不见得感兴趣，这也导致不少假冒、伪造的“古书”大行其道。

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类似老地主在地窖埋藏银钱，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对他们来说，书籍只是物质象征，而不是精神财富。

像是一种诅咒，官方藏书楼最后总免不了被守吏偷盗一空，私家藏书楼最后也总会在不读书的儿孙手里破败。

明代崇祯年间，宋应星倾尽一生著成《天工开物》，委托友人帮助刊行，该刻本藏浙江宁波李氏墨海楼，另外还有一个坊刻本。这两个版本均被藏诸书箧，秘不示人，至清代竟湮没无闻。直到近代以后，罗振玉从日本购得菅生堂刻本，由陶湘于1928年重印出版，《天工开物》始为国人所知。

虽然宋代时印刷术已经很成熟，但私家藏书楼的藏书仍大多为手抄本，几乎每个藏书楼都有专门抄书的写手。官方也设有专门抄书的“补写所”。宋仁宗嘉祐年间，一次抄书16000余卷，同期的刻印本只有4700多卷，相当于抄本的四分之一。

明朝“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一部《永乐大典》，动用的抄书经生多达2669人。

藏书本是为奇货可居，因此抄本也就远较印本更值钱，这反过来也导致印刷的倒退。

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中国的皇家藏书楼号称“天子讲读之所”，阁门高悬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如天一阁就曾规定“外姓人不得入阁”。后来，黄宗羲成为第一个进入天一阁的外姓人。

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感叹道：

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

钱谦益可谓明清两朝名臣，其一生积累藏书万卷，建成绛云楼，但从不借人。后来失火，全部藏书化为乌有。

钱谦益和绛云楼其实是中国所有藏书家和藏书楼的缩影。

早在印刷术诞生之前，就有这样一个疯狂乃至病态的藏书家——梁元帝萧绎。

据《梁书》记载，萧绎“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他著书立说，收藏天下典籍达14万卷。承圣三年，西魏围城，萧绎尽毁所藏，“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有人估计，至少有一半中国传世书籍因此被毁。

中国传统的线装书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书的实用功能，其本身就是文化秩序的化身。

中国传统坊本虽然纸墨粗糙，易损易折，但装订严谨，字体规范，版式装帧函套题签，有规有矩。

书不仅是为了阅读，它同时将中国传统精英的士大夫精神融于其中，体现了“文”的尊严。中国传统读书人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概念，即所谓的“士大夫”或“文人”。

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到来，这种文化共同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