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的信息革命

有时候，历史会发生长时间的停滞。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起，在之后200多年中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7世纪结束，一台机器每小时仍只能印刷180至200张纸；而此时欧洲的造纸技术，也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

但印刷提升了欧洲对纸张的需求，随着纸的产量增长，纸更加廉价。再加上印刷书的普及，会读写的人越来越多，纸的使用越发普遍。

工业革命时期，法国人罗伯特发明了一种高效的造纸机器，它不需要任何人工协助，完全依靠机械就可以制造超大面积的纸张。手工造纸的历史走向终结，从蔡伦时代就领先世界的中国纸，逐渐被大量生产的机器纸取代。

与此同时，铅字压铸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谷登堡印刷机从木制手扳改为铁制滚筒，并由蒸汽动力驱动。这实际上实现了真正的机械化印刷，每小时可印400张，印刷效率提高了1倍。

作为一位与马克思齐名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正是他奠基了现代社会学。

韦伯说，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单只设想成为印刷品，而且也只有通过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书，亦即“刊物”，尤其是“报纸”。

作为一种典型的印刷品，报纸完全是印刷的产物。

在18世纪的英国棉纺工业中，印花布率先使用了滚筒。1814年，科尼格尝试用滚筒印刷书报。1846年，费城建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随后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印刷革命，大大促进了报纸时代的来临。

当印刷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报纸就产生了类似爆炸的规模效应，从而区别于其他弱时间性的印刷品。

最早面向大众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事》，它每天被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任何人都可以抄录、阅读，内容包括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闻。此外，它还有难以计数的副本，以莎草纸传抄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甚广。

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诞生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换句话说，报纸无疑是城市的标准产物。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新闻”诞生了。

在报纸出现之前，“消息”只能靠人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

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说，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生命。

新闻业的诞生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在这里“发声”，并以此来享受获得信息的权利。与承载知识的书籍相比，贩运信息的报纸更具有媒介性和传播性。如果说书籍的出现是一场知识革命，那么报纸的出现就是一场信息革命，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全面来临。

报纸弱化了文字的文学性，以简洁精练和浅阅读实现了信息的最高效传输，改变了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大众化的新闻纸为人类社会铺就了一条通向现代文明的阳关大道。在某种意义上，其巨大的革命性只有后来的互联网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大众文化出现的时代，由于有了电报、蒸汽船和大洋海底电缆，信息流通极其迅速，消除文盲成为社会需要，所谓的流行廉价报刊赢得压倒多数的读者的拥护，文化工业实现了巨大进步，于是大众文化便涌入了全球大部分国家。

在传统时代，一个人要成名，要么有伟大的历史贡献，要么有出众的才华或德行。如今，一个人之所以出名，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与众不同。一夜成名变成现代社会的家常便饭。

在18世纪欧洲社会形成的“名人”与“名流”机制，与当时的“媒介革命”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种现代文化建构的产物。报纸时代的大众不同于以前的群众，“读者的国度”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此外，报纸使私人生活进入“去道德化”的公共视野，在阅读层面激发了公众的“窥视欲”，因此，妓女也可能像国王一样成为“名人”。

当伏尔泰成为名人后，几乎全巴黎的人都在谈论他，但没有人关心他的启蒙思想。就连伏尔泰自己也意识到，人们对他作品的关注越来越少，却对他的私人逸事兴致盎然。一幅展现伏尔泰早晨起床穿裤子的新闻画在大众消费市场上被不断复制和传播。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似乎成了史上第一位“因不想出名而出名”的名流。为了对抗“被一群不认识他的人谈论”，卢梭奋笔疾书写作了《忏悔录》，他希望借助书来超越大众时代。

拿破仑非常擅长利用报纸来制造名声，建立个人崇拜。即使在滑铁卢战役后被流放圣赫勒拿岛，这位“媒体将军”依然声名远扬，就连夏威夷群岛的公鸡、马与牛都被取名为“拿破仑”。

1702年，伦敦发行了第一份报纸，此后80年间，英格兰37座城镇都有了地方性的报纸。当时一台印刷机一天仍只能印2000份报纸，这使其影响很有限。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报纸深不以为然。在伏尔泰看来，报纸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的记叙”。但英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随着专业记者的出现，报纸已经对政治生态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闻和表达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

18世纪初，英国一年仅能售出250万份报纸，但到世纪末时，每年的报纸销量已经达到1700万份。其中最后十年的增长速度最为迅猛，仅1792年和1793年两年时间就增加了300万份。

在日新月异的19世纪，英国人又一次见证了报纸销量的突飞猛进。

首先，纸的产量从1800年的1万吨增加到1900年的65万吨，价格从每磅1先令6便士下降到1便士。到19世纪末，随着城市文盲率的下降以及广告业和电报业的发展，报纸已经不再只是精英的奶酪，而成为普罗大众饭桌上的茶点。报纸的发行量从过去的几千份猛增到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群体包括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到丫鬟主妇、贩夫走卒。

及至1844年，英国国内发行、售卖的报纸有将近5500万种。由于公司里会读报，阅览室里也可以借阅报纸，因此报纸的实际阅读量比它的流通量大得多。据估计，在19世纪20年代，平均每份伦敦报纸有30个人读过。

为了控制报纸的影响，英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制度和法律，甚至推出针对报纸的“知识税”。从1712年到1815年，知识税增长了7倍，一份报纸卖7便士，税收占4便士。

因此在18世纪初的英国，报纸完全是精英化的，因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当时的《快讯报》有10000个订户，《泰晤士报》只有5000个订户。

由于知识税按页数计税，这使得报纸在页数不变的前提下，逐渐走向大开本，从而与其他印刷品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