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有感于几乎亡国的惨剧，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组织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创办白话报刊，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众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诞生了北京第一份画报——《启蒙画报》。

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最高潮，五四运动无疑是印刷繁荣和出版自由带来的，这代表着中国从思想和观念上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步，甚至有历史学家将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行类比。

五四运动中很值得一提的，是推动汉语改革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和基础，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水月镜花。在“五四”以前，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中，新出版品种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人物。胡适称，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这一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

《新青年》从第4卷起，改为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白话文运动由此滥觞。

1920年1月1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宣布废止文言文教科书，由此出现了新式教科书的出版高潮。吴稚晖曾说：“古书是无价值的糟粕，应该把它们从学生手上扔到茅坑里去！”

口语化的白话文取代古老的文言文成为通用书面语，这一方面使汉语文字更普及与通俗化，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汉语表达的丰富与精确。尽管一些古汉语以成语的形式得到保留，但除了3000多个常用字，90以上的汉字遭到废弃。在“拿来主义”的狂热中，甚至一度兴起“扔掉线装书”、废除汉字的字母化运动。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言文和拉丁文的终结都是文化世俗化的结果，新的语言体现的是新的逻辑和思维方式。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不仅是一次语体形式的革命，而且是一次新语义系统的创造过程，其目的在于适应变迁了的现代社会心态，以及满足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需要。

事实上，取消科举制度本身，就已经宣告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时代走向变革。

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民国建立后，新学堂勃兴，各种公办和私立学校全面取代私塾，延续数千年的“终日咿唔，不求解悟”的教授方式被勒令中止。

新文化运动之后，学校体制进一步改变，口语吟诵走向没落，书面语默读成为新潮流，一个普及了识字、阅读的社会逐渐兴起。

“一旦现代化进程开始——即一旦一个醉心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核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要阻止或逆转这一进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 五四运动更大的意义，在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他们已经完全不同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传统士大夫。

在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官吏来源于“士”。废除科举造成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作为四民之首的“士”走向没落，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政治权利，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以“社会的良心”主导政治，而知识分子则困守书斋，与社会疏离，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科举废除，民国既立，缺乏相应的官吏选拔机制。一时间，斯文扫地，政治混乱，官场腐烂，国无重心，军阀、商人、乡绅、流氓、投机者等原先的社会边缘群体纷纷崛起，中国社会出现剧烈的动荡与不安。

太平天国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借助电报和报纸构建起一个影响巨大的传媒网络，特别是马克思，对这场“中国革命”格外关注。而当时的中国既没有报纸，也没有邮局，以至于北京城里养尊处优的很多清朝显贵竟对南方的战乱一无所知，更不知曾国藩和洪秀全是何许人也。

70多年后，中央红军突破重重“围剿”，在甘肃岷县哈达铺镇的邮局意外得到不少报纸，如1935年7月23日《大公报》载阎锡山的报告说：陕北共产党“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红军因此明确了长征的目的地而奔赴陕北，中国历史就这样被几张报纸所改写。

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法西斯狂潮。 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这本由他人代笔的小册子，采用当时最好的纸，以极低的价格，在识字率只有10左右的中国狂卖了100多万册。

在书中，蒋对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提出强烈的批判，认为：长此以往，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恐惧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云云。正在重庆的费正清发现，书中谬误多多。

闻一多指出，《中国之命运》是公开向五四精神宣战。陕北的共产党称，“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民主即科学》的评论，对蒋书的观点予以反驳：

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