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
1872年，英国人美查以西方石印技术大量翻印中国古籍，中国第一次走出了印刷品短缺和匮乏的时代。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日报——《申报》。
清朝末期，面对时代危局，担任清廷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认为，外援不足恃，密约不足凭，要从根本上变革，首先就是引进报纸和议会——
古者国有大谋，询及士庶，春秋时陈迫于吴楚，犹朝国人而问焉。盖舆论所在，公论自出也。西法议院与报馆相为表里，政有不便，报馆引其端，议院即为伸其绪，故上畏清议而下无隐情。相应请旨，通饬督抚，于所属郡县，次第扩充，广开报馆，风声所播，民智自开。公理在人心，公议在天下，则强邻环伺，可以豫伐其谋；敌兵要求，可以籍却其请。
在印刷技术的推动下，现代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从无到有，迅速成为中国城市的现代文化象征。一篇《中国报纸进化小史》写道：
泊乎宣统，内地府县，并有地方报纸之刊，已骎骎焉自披露新闻而入于宣传民意之时期矣。武汉首义，全国响应，报纸之传播，不为无功，一时民气发言，政党各派，竞言办报。北京首都，骤增至二十余家，上海一隅，亦有十余家。新闻事业，遂如怒潮奔腾，一日千里。不仅通商大埠，报馆林立，即内地小邑，亦各有地方报一二种。
报纸在中国的出现，开始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对于一个喜欢向后看的社会来说，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消息，带来很大的观念冲击。
随着电报向民间开放，新闻更加广泛和快捷。发生在南方边陲的中法战争，不仅激发了公众对新闻的欲望，也让报纸成为酒楼茶肆的公共话题；原本只属于庙堂和宫廷的政治外交话题突然之间进入民间，舆论的力量就此形成。一些守旧的大臣抱怨，一份报纸怎敢“妄议”朝廷大事。
光绪末年开放报禁，全国各地创办各类报刊达302种，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著名的有上海的《申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中外纪闻》和香港的《华字日报》等。这些独立的现代媒体不遗余力地鼓吹民生、民智、民权和自由思想，推动中国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1896年《苏报》创刊于上海，1900年陈范接办后倾向社会改良。1903年，《苏报》聘请章士钊、章太炎、蔡元培为主笔和撰稿人，报道了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刊登了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尤其是介绍刊发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震动朝野，为清政府所不容。清政府对租界施压引渡，将章、邹逮捕判刑，《苏报》被封，邹容死于狱中，章太炎于两年后刑满释放。是为“苏报案”。
1909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民呼日报》，被禁后再创《民吁日报》，不久又被租界当局查禁，“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不久，于右任又筹集资本办起《民立报》。1911年5月4日发表的《资本家》短评写道：
今日之世界，金钱之所弥缝；今日之风云，资本家之所卷舒也。设吾资本家日渐衰落，不足以支配此四百兆之众，则贤而勤者，终身奴隶以谋某生，愚而惰者，直沟瘠而已。是虽他族不割宰我，我已为肉登于俎，鱼游于釜矣。资本家之关乎于国势，顾不重欤？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的《京报》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不过它其实更接近于传单。
作为当时主要的两种印刷品，历书和《京报》如同朝廷手中的发动机，对朝廷的运行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发行历书，时刻提醒人们奉行一些迷信活动，对这些活动，朝廷显然是着意鼓励的。《京报》则是有力的宣传工具，向帝国的各个角落传播当今君主慈父般的大仁大德，大力颂扬他不仅因朝廷官员做错事对他们进行惩罚，还因他们玩忽职守而进行惩罚。
《京报》本是民间印行的，却起着“官方”通讯的作用，加上民间的《申报》《苏报》，“报纸”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梁启超有言：“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新兴媒体，使康梁维新和孙文革命能够在世纪变局中一呼百应。
1931年，《大公报》在发行量超万的专号纪念辞中写道：“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 其实早在1919年，《申报》的发行量就已经从创刊时的600份发展到3万份。
与大众化的报纸相比，类似小册子的杂志更加受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的青睐。吕思勉先生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一八九四——
一九二三）》中就承认：“三十年来动撼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
新媒体带来新思想，象征现代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应运而生。这其中，《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在《新青年》的创刊词中，陈独秀对中国的青年一代提出了六点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宣告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中国。1920年3月，《新青年》刊登苏俄政府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译文。同年，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问世。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刚刚兴起的城市中，蜡版手写油印机和传单掀起了一场接一场的群众运动。